现代社会的政治幻觉

现代即问题

如果在简中互联网搜索“后现代主义”，将看到激烈的批评，信奉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支持科学和真理，将解构、消解看作是对立面，而现实是时代同时遇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极盛。

若看到”技术进步是社会科学的第一生产力，用来解放人类劳动、生产力...“这样的命题，我会第一时间质疑技术进步是否导致技术的垄断，从而变本加厉异化和剥削大部分人的劳动成果，技术进步有时是破坏性的，核威胁、人工智能伦理、经济外部性等，如今在生成式AI元年，在资本追逐和盲目的产业转型政策下，监管和伦理显得不再重要。

这里并不鼓励卢德主义企图破坏生产力增长，矛盾是现代社会和国际合作并未对这样的技术爆发做好准备，背景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破坏性，这正是Joseph Schumpeter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破坏原有的经济模式，机器的自动化属性部分替代人的劳动操作是不可协调的矛盾，因结构性失业造成的自然失业率的上涨是自然而然的，左派总是将分配问题当作利益要害，却又享受着工业社会技术创新带来的物质基础，他们最好如《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所说对社会进行“技术性革命”，在技术的进步和路径依赖开始之前就消除这些负外部性，用现实的话说，极左派最应该此时此刻丢掉他们手上的苹果产品，来彰显他们对反技术垄断-人类伟大事业的决心，当这些人使用现代媒介、科技进行政治宣传的同时，他们也被现代社会的框架所限制！这里并不指社会如监狱，而是技术进步的进程越来越不可控，危机如同灰犀牛。

20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现代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其文化思潮也由现代主义转入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被看作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解构。我反而认为左派激进批评后现代，正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感知的虚无，恐慌后的代偿；机械般的唯物主义，车轮滚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迎来终局，取而代之是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基于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社会的新风险来源于极权主义的增长、贫富差距、民族性的缺失、种族歧视、金融危机等，这些是现代化社会的风险外溢，被不对等的转嫁给他者，而气候危机是最为突出的全球化不对称风险，而在近代人类成了风险的主要制造者，衍生出制度化的危机。

我一直认为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它不完全是反理性、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虚无主义的，”难以下定论“是因现代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非一种主义。不论如何，最起码承认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后真相政治

用批判“美式民主”作为切入点，在“后真相社会”，符号和立场是社会舆情的舞台，而非论点和事实，后真相不仅单纯的信息传播和认识论问题，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理想政治消亡，对民主的宏大叙事崩塌。

在基本的认识论中，媒介批判很容易得到信息传播没有事实的结论：

在主流媒体中，对于爱国主义假设的潜在质疑基本不可能存在。即使被允许公开表述，且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一一在这种情况下这并非难事一这种质疑也会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荒谬遭到驳回。 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发现，顺从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权和声誉的途径；持有异议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在一个没有诸如暗杀小组、精神病监狱或灭绝营这些控制手段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媒体结构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诱导对既定观念的顺从。在广告之间三分钟的间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而顺从地重复那些受欢迎的老生常谈则容易得多。

——《必要的幻觉》Noam Chomsky

因为学术研究的结论是媒体是爱敌对的、爱找茬儿的，记者在媒体中的工作中通常达到一个较高的职业标准，展现勇气、正直和冒险精神，战地记者、逆行者，明明是为了赚取却以较高的道德层面被美化（尽管并非所有人如我假设一样是功利主义的），但在西方记者不是一份体面活，但作为被精英操纵的政治民主下对特定符号的“采证者”或“验尸官”，这是在制造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而在美国国内，政治投资理论揭示了民主的本质，民主的追求实际上是角逐国家控制权的投资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投资群体伪装成中立和道德的一面，通过意识形态和符号滥用将选民装进不同的颜色区间，从而开展权力的游戏。

Walter Lippmann描述，一场“民主实践”的革命例如“制造共识”已经成为“普选政府的一门自发艺术和滥用机制”。“当共同利益无法完全被大众观念所理解，只能被自身利益超越其地域的特定阶级所掌握”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

针对海外的霸权行动，越战、中东战争、中美洲危机等，颜色革命，名义上“捍卫当地人民自由”，然而是在外国势力侵占和反政府武装占领下的，镇压和秘密逮捕不断发生，军队中的暗杀小组到处暗中作祟，怎么可能会有民主？本国人民的政治服务于外国人，国家的重大利益被抛弃。

必要的幻觉

《必要的幻觉》一书批判美国的民主之恶，但同时强调民主幻觉存在的必要性，民主可以被看作政府从人民手中夺走了本有的权力，无知中的奴役。

Reinhold Niebuhr宣称，“理性属于冷静的旁观者”，“无产阶级”追随的不是理性，而是建立在“必要的幻觉”之上的信仰。如果没有这样的幻觉，普通人只能坠入“惯性”。

大部分人基于功利主义为其自身利益着想，人民必须被保持在无知的状态就像宗教大法官动用奇迹、神迹和权威的力量，“为使其幸福，征服并永远俘获那些软弱的反抗者的意识”，拿走令他们恐惧和唾弃的选择的自由。因此，“冷静的旁观者”必须制造“必要的幻觉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极简道理”，来保证无知盲目的大众的顺从和满足。

批判性质疑

若单纯在政治方面，站在道德层面，批评这样现代化政治的宏大叙事再好不过，如今政治却欺骗人民，将防止现代社会的风险外溢成为政府的职责，不论如何，现代社会的政治都要求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来为“生活无法自理”的激进选民服务（谁让他们是“少数”？），甚至令人反思政治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为什么还有人对政治抱有解决制度性危机的期望？

最近工作需求写了篇绿色金融的文章，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相信ESG投资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上，在西方社会，绿党的存在纯粹是后政治的悲剧，让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糟蹋浪费在这种邪恶的事情上，最后硬查阅论文找证据，使得符合大众社会对绿色金融的理解和期望，认为逻辑上合理就提交了。

反观身边似乎更是糟糕，在没有实质政治的情况下，如《中国现代化陷阱》所说的“权力市场化”，已经看到央行间接作为房企的最后贷款人，作为地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体，作为排他性利己主义的货币和市场机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陷阱，房企白名单、地方加码特殊再融资债券，一连串短视主义操作。这不是政治本身的范畴，而是社会陷入以债务增长的陷阱，财政、货币的自主权以及市场的定价权都会逐渐被夺走。

反现代，或文化守成主义，提及：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人类有见于他们珍视的事物被他们想要的东西所削弱或摧毁...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原本应当是解放全人类，让人类得以摆脱不必要的劳动，从而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精神文化挪出重大的闲空，以让文化日渐高明。但实际上，现代化的发展却带着人类偏离到了一条对科技精益求精、对物质永不满足的道路上，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人类的全部精力被投注于现代化的发展中，而与精神的精进背道而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反讽。所以，尽管现代化推毁了种种对人类有重要性的价值、制度及其他实体，但它从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是不可返转的了。“我们可总结道：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

其实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幻觉》对这一主义的批评，放在今天LGBT、0元购、绿党、BLM、CRT、精神疾病合理化等等已经揭示后现代主义在政治方面的虚伪，美国培养出一群信奉共产主义的电子宠物，政治只是意识形态和金钱，将反对、平权当作一种社会特权，否定历史本身，最终激进政治的失败，带来的是社会撕裂和内耗，使得更加无法在社会层面解决现代性的制度性危机，尽管如此坚信左派激进政治，却又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等议题上摇摆。

将社会制度性问题带入到政治是虚伪和狡猾的，只想向那些追求激进政治的人反问：

我们努力活在当下，难道是为了被这社会所愚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