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状况：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

序

中国近代史将抵制资本的时期称为“艰难的探索”，很少看到有人总结类似这种对外来资本的抵制带来了什么以及为何无法从政治解决社会变迁的底层问题，自明朝末期就存在下海经商，到东南亚建立商业据点，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但他们不论如何行动，也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资本作为过程的社会。

机械主义、操纵论、现代范式管理等这些推动工业社会的机制似乎在极盛现代性下显得脆弱，衍生出影子政府（深层政府或政府中的政府）、身份政治、进步主义，《现代性与大屠杀》认为大屠杀是过度理性的结果，因为它是文明的，抑制人性的，这并非悲剧，而是民族的反叛行为，当然至今不少人对大屠杀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人道关怀”的层面，每个人都在现代进程中发挥作用，一个精致的监狱，约束人性而最大化生产力，而终结这种倾向的是反古主义、部落主义的再兴起，在美国它是“新范式家庭”，乱伦、恋童癖的合法化、婚姻危机、性别对立等，这一切都在瓦解着家庭价值，家庭也逐渐沦为基数更小的监狱（指现代政治的角度），人们投入到意识形态引导的激进进步运动（《西方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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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运动到反文化运动，将不可避免地重新思考现代性。

基本论点

伊戈尔吨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

后现代主义标志着元叙事的死亡，我们正在现代性的噩梦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进入后现代多元化的进程，科学和哲学都必须抛弃自己宏大的形而上学主张，并将自身看作是另一套叙事。

伯曼对现代性的描述：

所有人都共同有对空间、中间、自我、他者的可能性与风险感知，其中的内容为“现代性”， 一种使人指望冒险、权力、享乐、成长、改变自我、和世界的环境中找到自我认同或自我毁灭，跨越时空、种族、民族的团结，但它同样是不断分裂、复苏、矛盾、痛苦的破坏力，一种不团结的团结。

伯恩斯坦对现代性的描述：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希望和预期是一种痛苦和讽刺性幻想，将科学发展、理性、人类自由维持在一定的必然联系，之后它的遗产只剩下工具理性，最终将社会变成一个官僚理性的牢笼。

比特熊的创造性破坏：

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家的创新将破坏原有的市场均衡，破坏旧有的秩序和结构并创造新的结构，而经济增长是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动态竞争的过程。

乔治齐美尔对大都市的描述：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从主观依赖性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这是付出了客观和工具性的关系对待他人的代价后获得的报酬，人们被迫使用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从而衍生出货币文明，协调了不断增殖的社会劳动分工，臣服于经济理性的霸权；都市化衍生出“厌世的态度”，人们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追求地位和时尚的符号或个人怪癖的标记来培养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例如时尚将“差别和变化的诱惑同相似性和一致性的诱惑结合起来”，一个时代越是不安，它的时尚变化越是迅速，因为对差别的诱惑力的需求，是时尚的实质性动机之一，和消除紧张的能量并行。

福特主义

世界大战的现代主义是“英雄主义”的却充满着灾难，在金本位体制建立前，仍然是提防美国霸权的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指 1945 年到 1973 年的长期繁荣，建构了一系列的劳动控制的实践、基数组合、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结构，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开始劳动控制和现代管理的策略，产生新的美学和心理学，一种新的理性化、现代主义和平民主义和民主社会，而这种劳工模式需要一种稳定的经济，维持一定的需求维持拉动资本主义产品稳定增长的水平上，所以国家层面上大规模生产要求固定资本的大量投资，又反过来要求相对稳定的需求要有利可图，战后时期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混合（宏观经济学的应用）设施反周期的政策，从而保证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增长，同时保证了相对充分的就业，政府对社会保险、卫生、教育、住房等行业持续支出并提供支持，设立最低工资制度和阶梯税制，甚至影响劳工的工资协议与权益（工会谈判、劳动契约）。

企业家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启蒙运动进程，以政治—经济主导并支配社会，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的条件下，倾向于“线性进步，追求真理、理想社会”，由资产阶级引导的“实证主义、技术中心论、理性主义”，马歇尔计划是这些的结合，重构欧洲战后经济被看作是国际政治和贸易的“现代化”，同时是第三世界的进步派模板。

1940 年为战争努力而转移到欧洲和日本，甚至强占领土进行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马歇尔计划），美国为寻求国内需求有限从而不断寻求海外市场，贸易的开辟使得剩余生产的能力在别的地方吸收，福特主义的国际性意味着全球非共产阵营的大众市场和人口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动力，这一国际性文化带来的产业有银行业、保险、服务、饭店、机场最后是旅游业；1944 年的布雷顿体系将美元变成世界货币，将世界经济与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捆绑起来。

这种福特主义并不能让每个人都获得好处，受益国必须要有大规模投资投资于大量技术生产，而高风险生产部门依赖于低工资和很差的劳工环境，结果产生了更多的垄断部门，而不是多元性的竞争性部门，

与此同时战后的建筑特征有意宣扬企业和政府的权力，为工人阶级创造现代主义的建筑，这样的规划完成了生活方式的异化和非人性化的象征。对于追求稳定的经济-政治结合体，这是非常成功的，背后的隐喻是对企业官僚主义和理性的赞美。

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

• 增长为导向，利润率是通过保持增长维持的，资本积累需要产量和实际价值的扩张，而危机被视为增长的缺乏。
• 实际价值的增长依赖于对生产中劳动的剥削，增长的动力是异化的差距，指劳动所得和劳动创造物的差距，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必须对生产和市场的劳动力实行控制，基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之上。
• 技术和组织上具有能动性。技术创新是利润率下降的代偿，创新是资本主义永久存在的必要因素。

但这三种条件无法产生稳定的增长，相反像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动力潜伏着危机导致解体，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往往进入资本过度积累的阶段，闲置资本和闲置劳动力随地可见，但没有办法将这些闲置资源聚集在一起完成在社会上有用的任务，用经济学的话语，它是恶性通胀和资产泡沫的结合，失业率的上涨和信贷紧缩。

如果要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而不诱发政治性的革命，那么失控的破产和大规模贬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过渡，抑制过渡积累的过程往往通过“宏观调控”完成。福特主义的生产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方式不可避免导致过渡积累的问题，在地理上转移吸收是被证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引发殖民主义和代理人战争等，加剧国际和地区的冲突，导致不发达地区遭受最严重的后果。

后现代主义

麦克黑尔的论证：

后现代小说是从认识论到本体论转移的，文学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界限消失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色是将世界的各种特点相互混淆。我是谁？今天的自我使人疑惑，而昨天的自我已被忘却，明天的自我则不可预言？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浪漫主义	达达主义
总体性	反形式
制度	机遇
等级制	无政府主义
极权	解构
语义学	修辞学
隐喻	转喻
元叙事	反叙事
生殖器崇拜	多元性别
妄想症	精神分裂症
形而上学	反讽
确定性	不确定性

利奥塔对现代主义的描述：

社会联系的纽带是语言学的，而是无数语言游戏构成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很多这种游戏的交叉点上，所以没必要组成”稳定的预言结合体“，而语言游戏中各种要素的差异性演化成地方决定论——”解释性的社群“，并由特定知识类型、文本的生成者和消费者所构成，个人和群体在这样有效的领域中相互操纵。

解构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立场，而是思维方式和阅读文本的方式，推动了一种认识语言表达的局限。

杰姆逊对后现代建筑的描述：“人为的没有深度”，后现代主义陷入了无限的分裂和短暂性而在总体上拒绝反思这个问题。

美国人以每天看电视 7 个小时以上而闻名，电视和录像遍布资本主义社会，电视是整个历史上的首要文化媒介，其艺术在于将同等重要、存在的现象和符号缝合在一起，它设想着观众有着和媒介本身相同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是对相同事情一种无止境的储存，将时空崩溃、复述、加工的后现代艺术文化。

然而电视并没有“导致后现代”，因为电视本身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用《娱乐致死》的话说，电视将政治、教育给附加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人们对欲望、时尚的追求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事物，娱乐成了一种社会层面的“必需品”。

历史是一种用当代元素重新拼凑的，例如古装戏或重新演出，而不是批判性的话语，揭示了当代人们只能通过流行文化和不可及的“历史幻觉”去追寻“历史”，而家成了“供人居住的古董”。

克落茨《后现代观点》：

“大都市建筑集团办公室”中“现存知觉和体验”理解为“象征性的与联想性的，一种分裂的拚贴画，以及提供隐喻的大都市“。大都市被构想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和陈旧的符号与象征物的体系，不断和独立的自我更新”。

利奥塔对折中主义的观点：

折中主义是一种文化随着选择而进化的自然演变，是当代总文化的零点：人们听雷盖音乐，看西部片， 午餐吃麦当劳，晚餐吃当地的食物，在东京用巴黎香水，在香港穿“重新流行的”服饰。

货币是一种单纯的符号，由人类的“普遍认同”，它是“价值的虚构”；没有社会劳动，货币将一文不值，通过货币作为媒介，社会劳动成果才能得到表达。

社会主义将自身世界史中保持长久革命性和破坏力量的各种规则内在化，现代性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不确定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寻求更高利润这一行为带来的混乱，但也存在长期的秩序如信用体制、金融制度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走上更稳固的道路；马克思认为信用是“虚拟资本”，生产着不存在的货币赌注，而货币必须具备某种有形的形式（黄金、纸币、金枪鱼罐头）。

利奥塔的主张暂时的契约实际上取代职业、情感、新别、文化、家庭、国际领域以及政治事务等方面永久性的机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崩溃、侵犯工人阶级利益的道德而感到遗憾，较少把当代趋势看作是走向一个有活力的后现代主义未来的转接，更多地将他们看作是明确的未来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现代主义的衰竭。但后现代将其当作是一种战胜现代主义的弊病而非混乱的运动，但事实上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问题，而这种混乱和不确定性成了其文化本身。

后现代主义接受非人的异化和隔离，赞美对地方、场所或社会群体的盲目崇拜，却又否定把握政治-经济的元理论（货币流动、国际劳动分工、金融市场等），但事实上这些元理论支配日常生活的力量正在普遍化，它剥夺了处于不平衡权力关系的群体（妇女、少数民族、年轻人等）的发言权，而所以后现代主义的言论是危险的，后现代主义将元理论“隐藏起来”，假设现实没有真正被元理论的直接效应影响，现实却被叙事本身影响（反身性）。

真理、权威和言论的诱惑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差异，拥有最油滑的言辞或最动听的故事的人，就拥有了权力。

后现代主义危险地将基础政治问题美学化，后现代主义甚至强调现代化反叛过程的体验是美学的和普遍性的，体现在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和越战背景下的社会分化，所以结论是沮丧的，现代性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