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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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应该少抱怨社会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

featured image 为什么应该少抱怨社会

我们必须接受短暂的失望,但不能放弃拥有无限的希望。


前言

物以类聚,是指人们经过不断社会选择后,高度共性的人生活在相似的价值观下,而疫情后各种“社会问题”开始让年轻人不再耐烦,用他们的不合作运动去反抗政府,用香港话说,那就是杯葛,2019年反送中的社会撕裂仿佛在大陆再度上演,参与不合作运动的有断缴社保、放弃寻找工作、参与文宣等等,而文宣工作是反送中推向高潮的关键,才有了如尝所愿的“寿终正寝”,再后来转换为“五大诉求”,反观现在的“实名8小时工作制运动“、“房价高而躺平”等零星的反叛,很多事情已经不再以”给社会添乱“衡量,而是公民在做出某种社会性行动却不需要为此负责,在网上说什么造成怎样的影响却是以流量衡量,在互联网谈论正义?难道一群人接连制造同情陷阱并抨击社会就是对的?

在今年8月份统计局选择不公开青年失业率就引起网民质疑,其实这个数据是从2016年初开始统计的,考虑周期性的调整,涉及到毕业季和秋招签合同后的时间差,所以青年失业率是不可能有所下降的,选择不公开是可以被理解的,难道9月份说我们”喜迎青年失业率破22%“?但又有人明知却故意恶意渲染,声称“高到不能见人”,明明自己也受到牵连,却有人在阴阳怪气。

2024年1月28日更新:

2024年1月28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新的青年失业率统计方法,中国上周三公布去年12月份青年失业率为14.9%,这大幅低于去年6月份20%的数字。问题是,一不公布详细的样本搜集方式、统计口径,二是不用现有的统计方法来计算过去的青年失业数据,导致数据没有可比性,统计局将青年失业率分为“不包含在校学生的16—24岁、25—29岁、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三组。以往的青年失业样本是不包含实习学生,也就是“年满16周岁,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1小时以上劳动的人员”,如今的数据口径成了签订全职工作劳动合同的非学生,在当下就业形势下,新的统计方法确实更有助于观察青年就业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从八月份到十二月旧数据停更的理由,像CPI这类需要定期调整编制方法的指标一般是到年底12月调整,统计局非常狡猾,但结果上看是平稳落地的。

不合作运动

说回“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抗议,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劳动高度异化的流水线员工,稍微平时看新闻的人都能明白,近两年中国出口量的下降、平均工作时长的增长以及技术转型的痛苦期,在制造业转移的环境下,原有的薪酬和工作时长不变已经是理论上的“高福利”了,却还有的年轻人去要求对于当下现实不合理的要求,也许是的,站在人权的角度一天工作10h是不可接受的,问题是凭什么社会就得以他们为中心而运作,反观政府的财政赤字,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揭示了政企运作的脆弱,企业家承担的风险,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如果要批评工作时长问题,那最应该批判的是那些利用不稳定收入去用房贷撬动杠杆的买家,买方首先得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负责,然后才能去批评企业的财务报表,再去争取劳工权益。

那些熙攘着减少工作时长的人是很明显是不会得偿所愿的,如果有人反驳,他们就会用人性之恶开始同情欺骗,“那你来做这个岗位?”,问题在于莫名其妙的抱怨和批评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造成劳工关系紧张,如果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为正,股东能分到利润,其实员工提出薪酬福利谈判也无可厚非,有的企业会选择股票期权、员工持股激励计划来平衡;凭什么人们要过度共情一个陌生人,或许应该承认在这个国家打工在某种程度是一场悲剧,但与此同时也给予我们奋斗的理由,在抱怨的同时,应该反思个人又能做出怎样有建设性的行动,而不是通过舆论影响力去促成短期利益,应该用行动去表决,该移民的移民,该转行的转行,就算没有选票,通往未来的选择仍然是开放性的,把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大政府就本应如此”;反观所谓民主国家都有短视主义的毛病,《理性选民的神话》就提及理性人假设的崩溃,政治家在竞选中促成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直升机撒钱就是通过民主来解决短期分配的案例。

无助

现在的网络每天都在上演共情泛滥,而“房价问题”是一个小孩子都能明白的事情,反观金融历史,从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到北交所,非理性繁荣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结果,有价证券、不动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等,从基础资产到金融衍生品,房价高我将它描述成,租售比的回本年限大于住宅的有使用价值的最大年限,我不喜欢谈价格,喜欢谈估值,而估值又是和经济繁荣相对的,如果将过去10年沪深300的PE TTM和一年后的年收益率做成散点图,呈现负相关,简单的OLS回归都会发现图形呈现向下倾斜的曲线,说明在低估值期间持有一揽子有价证券更容易获利,而PE TTM的波动是和经济GDP增长变化高度相关的;大部分人认识的“房价贵”是房子与收入的估值,房子贵不买便是,租房子将是更为经济的选择,难道没新房子真的无法成家立业?还是痛恨自己无法加入炒楼大军,很多人讨论比特币就说是骗局,很快要崩盘,为什么这些人不去期望着房地产崩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打算通过按揭去买楼,只不过部分地区房子贵给了自己躺平的借口,其实明知道房价下跌意味着通缩风险和经济衰退可能性,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偏执的抱怨,当然我并不鼓励去买入租售比极小的房产,一切资产都有其相对估值,只是参照物的不同,回到估值的问题上,有人很容易就分析一个生意或有价证券的估值,而他们却没办法对不动产用同样的估值方法计算,这是可悲的。

既然有有无数抱怨的原因,当然也有种种理由不去努力,进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又在互联网共情泛滥,抱团取暖,从而成为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每天祈求政府去满足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尽管没有实质上福利主义的陷阱,中国人始终无法逃离北欧式福利主义的诱惑,然而那是北欧社会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而他们却政治选择权利并不背负对应的义务,现实环境的残酷也无法唤醒反贼的白日梦。

反贼习惯了发泄对政府的种种不满,却又依赖着大政府统治下的秩序,说了这么多,想反问的是:不合作运动是正义的体现吗?

厌世代

厌世代,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生,享受着比上待人更好的生活质量,在东亚特色科举制度下彷徨,低薪、贫困和看不见的未来,低阶级流动性,消费主义横行,一幅晚期资本主义的写照,无去无从。

以上是精致的媒体叙事,贴着标签来展现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废我有理,若否定,那就是缺乏同情和共情的冷漠,难以理解少数群体话题是如何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内容,不论是MtF还是厌世代,我们能否不要将少数权益的议题社会化,从而要求社会中其他人去接受同样的叙事。

少数议题是个能引起社会普遍的同情的政治事项,也不想用官媒的“煽风点火”的阴谋去揣度,只是觉得不论对于弱势群体本身还是吃瓜群众自己,这些都不是切身利益相关的,应该把议题转换到更有建设性的议题中(这肯定会被骂)。

如果每天带着某种标签来宣扬某种身份认同,这个过程将自我暗示和投射性认同来成为那样的自己,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粤语歌MV),难道就得一直通过政治去改变它吗?政治最初并不是用来利益分配来切蛋糕的,短视主义的政治带来的是动荡和不安,并不会换来阶级流动性,这并不是指不能批评政府,很多社会问题如劳工权益,政府最多作为谈判中介去调解,也许是对政府的角色误判和错误归因。

结论:不抱怨是一种人生观

最后想提一下阶级固化,这也是人尽皆知的问题,其实这也不是政府的错,而是资本积累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化,难以逃避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到来,而中产夹缝生存;但也不尽然,历朝历代的愚民政策成了治理阶级固化的良药,游戏泛滥、赌博合法化,因为社会并不需要这么多人参与劳动,现在生成式AI和大模型加快了这一进程,换而言之,社会中将出现大量的剩余人口,他们最好作为电子宠物并尽可能消费非物质商品,而政府若站在道德层面有可能避免这一结局,然而我们的社会没有“哲学王”,公共政策不可能尽善尽美。

其实回到个人本身,跳出抱怨政府的怪圈更为重要,假使社会不及预期,请过好自己的人生,至少学会少抱怨社会,因为抱怨的另一面是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不得不遵循原有秩序,不抱怨是一种人生观,例如对现代社会的风险的理解转换为机遇,现实也不一定如舆论所描述的糟糕,用理论和认知去检验和实践,否则只会活在“生活不及预期”的困境,最后用我很喜欢创投圈的一句话以共勉: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

Last Updated: January 2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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