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应该少抱怨社会

前言

物以类聚，是指人们经过不断社会选择后，高度共性的人生活在相似的价值观下，而疫情后各种“社会问题”开始让年轻人不再耐烦，用他们的不合作运动去反抗政府，用香港话说，那就是杯葛，2019年反送中的社会撕裂仿佛在大陆再度上演，参与不合作运动的有断缴社保、放弃寻找工作、参与文宣等等，而文宣工作是反送中推向高潮的关键，才有了如尝所愿的“寿终正寝”，再后来转换为“五大诉求”，反观现在的“实名8小时工作制运动“、“房价高而躺平”等零星的反叛，很多事情已经不再以”给社会添乱“衡量，而是公民在做出某种社会性行动却不需要为此负责，在网上说什么造成怎样的影响却是以流量衡量，在互联网谈论正义？难道一群人接连制造同情陷阱并抨击社会就是对的？

在今年8月份统计局选择不公开青年失业率就引起网民质疑，其实这个数据是从2016年初开始统计的，考虑周期性的调整，涉及到毕业季和秋招签合同后的时间差，所以青年失业率是不可能有所下降的，选择不公开是可以被理解的，难道9月份说我们”喜迎青年失业率破22%“？但又有人明知却故意恶意渲染，声称“高到不能见人”，明明自己也受到牵连，却有人在阴阳怪气。

2024年1月28日更新：

2024年1月28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新的青年失业率统计方法，中国上周三公布去年12月份青年失业率为14.9%，这大幅低于去年6月份20%的数字。问题是，一不公布详细的样本搜集方式、统计口径，二是不用现有的统计方法来计算过去的青年失业数据，导致数据没有可比性，统计局将青年失业率分为“不包含在校学生的16—24岁、25—29岁、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三组。以往的青年失业样本是不包含实习学生，也就是“年满16周岁，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1小时以上劳动的人员”，如今的数据口径成了签订全职工作劳动合同的非学生，在当下就业形势下，新的统计方法确实更有助于观察青年就业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从八月份到十二月旧数据停更的理由，像CPI这类需要定期调整编制方法的指标一般是到年底12月调整，统计局非常狡猾，但结果上看是平稳落地的。

不合作运动

说回“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抗议，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劳动高度异化的流水线员工，稍微平时看新闻的人都能明白，近两年中国出口量的下降、平均工作时长的增长以及技术转型的痛苦期，在制造业转移的环境下，原有的薪酬和工作时长不变已经是理论上的“高福利”了，却还有的年轻人去要求对于当下现实不合理的要求，也许是的，站在人权的角度一天工作10h是不可接受的，问题是凭什么社会就得以他们为中心而运作，反观政府的财政赤字，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揭示了政企运作的脆弱，企业家承担的风险，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如果要批评工作时长问题，那最应该批判的是那些利用不稳定收入去用房贷撬动杠杆的买家，买方首先得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负责，然后才能去批评企业的财务报表，再去争取劳工权益。

那些熙攘着减少工作时长的人是很明显是不会得偿所愿的，如果有人反驳，他们就会用人性之恶开始同情欺骗，“那你来做这个岗位？”，问题在于莫名其妙的抱怨和批评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造成劳工关系紧张，如果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为正，股东能分到利润，其实员工提出薪酬福利谈判也无可厚非，有的企业会选择股票期权、员工持股激励计划来平衡；凭什么人们要过度共情一个陌生人，或许应该承认在这个国家打工在某种程度是一场悲剧，但与此同时也给予我们奋斗的理由，在抱怨的同时，应该反思个人又能做出怎样有建设性的行动，而不是通过舆论影响力去促成短期利益，应该用行动去表决，该移民的移民，该转行的转行，就算没有选票，通往未来的选择仍然是开放性的，把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大政府就本应如此”；反观所谓民主国家都有短视主义的毛病，《理性选民的神话》就提及理性人假设的崩溃，政治家在竞选中促成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直升机撒钱就是通过民主来解决短期分配的案例。

无助

现在的网络每天都在上演共情泛滥，而“房价问题”是一个小孩子都能明白的事情，反观金融历史，从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到北交所，非理性繁荣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结果，有价证券、不动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等，从基础资产到金融衍生品，房价高我将它描述成，租售比的回本年限大于住宅的有使用价值的最大年限，我不喜欢谈价格，喜欢谈估值，而估值又是和经济繁荣相对的，如果将过去10年沪深300的PE TTM和一年后的年收益率做成散点图，呈现负相关，简单的OLS回归都会发现图形呈现向下倾斜的曲线，说明在低估值期间持有一揽子有价证券更容易获利，而PE TTM的波动是和经济GDP增长变化高度相关的；大部分人认识的“房价贵”是房子与收入的估值，房子贵不买便是，租房子将是更为经济的选择，难道没新房子真的无法成家立业？还是痛恨自己无法加入炒楼大军，很多人讨论比特币就说是骗局，很快要崩盘，为什么这些人不去期望着房地产崩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打算通过按揭去买楼，只不过部分地区房子贵给了自己躺平的借口，其实明知道房价下跌意味着通缩风险和经济衰退可能性，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偏执的抱怨，当然我并不鼓励去买入租售比极小的房产，一切资产都有其相对估值，只是参照物的不同，回到估值的问题上，有人很容易就分析一个生意或有价证券的估值，而他们却没办法对不动产用同样的估值方法计算，这是可悲的。

既然有有无数抱怨的原因，当然也有种种理由不去努力，进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又在互联网共情泛滥，抱团取暖，从而成为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每天祈求政府去满足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尽管没有实质上福利主义的陷阱，中国人始终无法逃离北欧式福利主义的诱惑，然而那是北欧社会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而他们却政治选择权利并不背负对应的义务，现实环境的残酷也无法唤醒反贼的白日梦。

反贼习惯了发泄对政府的种种不满，却又依赖着大政府统治下的秩序，说了这么多，想反问的是：不合作运动是正义的体现吗？

厌世代

厌世代，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生，享受着比上待人更好的生活质量，在东亚特色科举制度下彷徨，低薪、贫困和看不见的未来，低阶级流动性，消费主义横行，一幅晚期资本主义的写照，无去无从。

以上是精致的媒体叙事，贴着标签来展现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废我有理，若否定，那就是缺乏同情和共情的冷漠，难以理解少数群体话题是如何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内容，不论是MtF还是厌世代，我们能否不要将少数权益的议题社会化，从而要求社会中其他人去接受同样的叙事。

少数议题是个能引起社会普遍的同情的政治事项，也不想用官媒的“煽风点火”的阴谋去揣度，只是觉得不论对于弱势群体本身还是吃瓜群众自己，这些都不是切身利益相关的，应该把议题转换到更有建设性的议题中（这肯定会被骂）。

如果每天带着某种标签来宣扬某种身份认同，这个过程将自我暗示和投射性认同来成为那样的自己，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粤语歌MV），难道就得一直通过政治去改变它吗？政治最初并不是用来利益分配来切蛋糕的，短视主义的政治带来的是动荡和不安，并不会换来阶级流动性，这并不是指不能批评政府，很多社会问题如劳工权益，政府最多作为谈判中介去调解，也许是对政府的角色误判和错误归因。

结论：不抱怨是一种人生观

最后想提一下阶级固化，这也是人尽皆知的问题，其实这也不是政府的错，而是资本积累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化，难以逃避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到来，而中产夹缝生存；但也不尽然，历朝历代的愚民政策成了治理阶级固化的良药，游戏泛滥、赌博合法化，因为社会并不需要这么多人参与劳动，现在生成式AI和大模型加快了这一进程，换而言之，社会中将出现大量的剩余人口，他们最好作为电子宠物并尽可能消费非物质商品，而政府若站在道德层面有可能避免这一结局，然而我们的社会没有“哲学王”，公共政策不可能尽善尽美。

其实回到个人本身，跳出抱怨政府的怪圈更为重要，假使社会不及预期，请过好自己的人生，至少学会少抱怨社会，因为抱怨的另一面是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不得不遵循原有秩序，不抱怨是一种人生观，例如对现代社会的风险的理解转换为机遇，现实也不一定如舆论所描述的糟糕，用理论和认知去检验和实践，否则只会活在“生活不及预期”的困境，最后用我很喜欢创投圈的一句话以共勉：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