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样貌：对唯才是用制度的反思

前言

《不平等的样貌》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 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结合了纪实文学的写作的笔风，

书中所探讨的弱势群体，他们积累的「公积金」总是远远少于一般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必须额外申请政府提供的援助计划。这些援助计划的支持有限，而且管理机构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导致不少弱势群体需要不断奔波提交文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为困难的是，这些计划常常需要每隔几个月重新审查，而执行计划的社工人员则不断强调案主最好能够「自力更生」，实际上这些做法旨在确保没有人滥用公共资源。许多弱势家庭的父母因为无法忍受这些繁琐程序，只得投身于没有休止的蓝领工作。而在家中无人照料的未成年子女往往沦为问题少年和少女，成年后继承了父母的命运，成为下一代的弱势群体。

更恐怖的是家庭共生关系，贫困家庭大部分母亲都经验过饿肚子让孩子吃更多，就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而且母亲在家庭和职场之间无法取得平衡，而且大部分母亲受采访指望着“孩子比自己好”，所以她们往往用职责辱骂方式教育，家里整天开着电视机，租赁组屋的生活条件却那么糟，居民缺乏安全感和尊严，家庭共生的环境造成世袭贫困，结果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分流的不公造成一大堆吸毒边缘化青少年——下一代贫困群体。

令我惊异的是这本书在 2018 年出版，繁体中文版在 2022 年出版，居然中文互联网鲜少提及这本书，作者张优远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清晰的说明现实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家庭教育和制度竞争方面，如此温柔的批判都让不少华人的自尊心感到侵犯，感叹出了国还是玻璃心。

威权叙事

这是一套人人都会描述的叙事：新加坡是一个从马来西亚被脱离后独立根生的小国，缺乏自然资源，但目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的待遇，人民最差的能住 HDU 祖屋，平均学生成绩也在国际名列前茅。

唯才是用制度虽然帮助新加坡避开了贵族政治、财阀政治和朋党政治。但是，然后呢？精英政治并没有因此离场，还有这是一套唯才是用制度下的悲歌，现实是仅次于香港的财富不平等名列。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 0.4 以上被认为是偏差过大，新加坡至少分别在 2002 和 2012 年后开始注重分配公平的问题。

尽管我们近年来看到有一定的财政转移改善，包括：

• 新加坡 2020 年预算案中，所有成年新加坡人将获得 100 至 300 美元的一次性现金支付。
• 2010 年至 2019 年间，医疗保健支出增加了两倍，达到约 120 亿美元。
• 政府还将通过一次性消费税优惠券 - U-Save 特别付款，将符合资格的组屋居民获得的公用事业费用回扣金额增加一倍。

正如 IMF 在评估 COVID-19 财政政策特别策划中提及：

全民转移支付可视为对现有福利体系的补充性收入支持工具，而现有体系在面临危机时可能严重承压。...全民转移支付不需要个体申报，因此可能提供快速救助， 同时这将为短期至中期内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制度争取时间。

税后（包括了财政转移）的基尼系数在 2021-2022 年仍达 0.36，说明不平等情况改善非常缓慢，财政转移的效果有限，因为新加坡的不平等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

唯才是用？

制度是公平的，以能力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却是加深了机会的不平等，必然是学历、专业、财富的不平等，社会隐喻着只有竞争胜利的顶层才配得上好生活，结果是，把分流程度较高的学生培养成公务员，程度较低的学生则被训练成听话的公民。

制度本身是为了合理化生来不平等，通过一个游戏或社会工程进行改造，让底层人民相信这是因自己“不努力读书”造成的直接后果，并愿意接受底层的命运，并放弃阶级意识和尊严，他们甚至无法和政府在圆桌会议上谈判。

原来真有人默认贫困和被羞辱是可以忍受的，一个人遭受不平等和贫困是罪有应得，但如果说出了现实，那就是伤害民族自尊和不道德。

如果被批判“没努力读书”，那么所有环境的解释都是借口，至少在拼命内卷和焦虑的中产面前，这是无法容忍的，因为生下来为分流而奋斗是理所当然的。

若是科尔曼报告中发现学校对成绩的影响并没人们认识的那么大，反而是家庭背景、种族等因素。教育分流制度作为不平等的放大器，新加坡小学离校考试（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是彻底的玩笑，让一群入世未深的孩子经受社会工程的洗礼，其艺术在于让每个人都接受这样的标准并承担后果。

李显龙自己明确提到不能“一考定终身”，对于文凭主义的陷阱仍然是有清晰的认识，社会分层化会破坏国家凝聚力，

反思

在留学生的生活里，我们很少去直接批评一个人懒惰或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动机为 GPA 奔命，还有我们平时看不见和被人遗忘的“失败留学生”（确实，我们不会轻易批评一个人），因为很容易错误归因。例如难道大部分人自我批判会想到“自己不够努力”，因为“自己不一样”还是“自己是独特的”？；对于那些用环境找理由的也可以取个反例，难道将学生扔进衡水式军事管理学校就能学好？人们关注到的是被顶级学院录取的数字，不是概率也不是数学期望更不是分布图。对于现代化的一系列不确定性，更加不能轻易对他人的遭遇断言。

最起码不能合理化某种失败的遭遇，并将其过去因果捆绑，还灌输一套成功叙事和意识形态让别人服从，尽管客观来看事实有待商榷，但基于道德不可 pua。

另一个常常被混淆的概念是分配结果的平等与机会的平等。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他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主张不平等的分配应当符合差异原则：即使这种不平等并非直接由于机会不平等所产生，它也应该对最不幸者带来最大利益。然而，在卡多-希克斯效率原则的框架下，某些改变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一些人的状况恶化。与此不同，帕累托改进的理念要求确保每一个参与方的状况得到改善，或者至少不会使任何一方的状况变得更糟。罗尔斯揭示了基于无知之幕背后的机会选择理论，应用社会契约来解决分配公正，即公平即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现有的民族自尊只不过是制度缺陷的遮羞布。西海岸选区议员洪维能在 2022 年提出为大学学位设定五年有效期的建议，以鼓励持续提升技能，这是与可持续发展政策一致的倡议，强调终身学习以增加国际竞争力，但却触怒了那些利用学历进行机会歧视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在华人这个重视高学历和面子的群体中。当强调持续教育和批判文凭主义却有人不肯放弃文凭主义带来的排斥。当作者张优远提出问题，却被斥责“没有民族自信心”，被同行教育“不该听信那群人”，“那群人”是谁？是他们日常生活无法接触的岛国中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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