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和不平等

文凭社会

我之前在毕业呓语：对经济学和教育的反思中提到课程设计的分散化和去系统性，揭示的正是在学校的课程框架内学习效率很低，是制度性的，而大部分工作需要的技能又是从业余中获取，教育不是获取技能的关键，而是垄断某些工作机会的方式，是社会分层的副现象。

最近看《文凭社会》提到一种法国思想，指教育被用来再生产社会关系，阶级的划分除了用财产衡量，还有的就是岗位。所以在阶级冲突的背景下，工作岗位被垄断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机器化和自动化技术性发达的时代，这种情况下无疑会创造出闲职，一种人为制造的稀缺同时加剧了不平等。相对应的，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持续更新他们的技能并接受长时间的培训，但劳动者又必须通过就业来参与经济增长的分配。

有趣的视角是，通胀和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是因为闲职系统的不公平，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技术增长迅速也逃不过衰退，问题归根为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所以失业不是需求方问题，这和部分国家的就业政策完全相反，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和显示脱钩的地方，忽视自然失业率的影响因素，认为劳动岗位的增加依赖于资本累积。

文凭社会揭示的是《21 世纪资本论》中世袭资本主义下文凭系统的运作，文凭作为身份和文化资本被少数人控制并继承，Piketty 认为是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我之前翻阅某篇文献提到美国在 80 年代后，90%的人只享受不到一半的经济增长的成果，穷人需要背上助学贷完成大学教育，而富人能通过捐赠获得教育的资格，通过对“名校”文凭的供应控制，某种身份或文化资本产生紧缺的人脉和社群，所以大学本身是有宗教色彩的。

进入信息社会，大学早已不对知识有垄断权，信息的流动性打破了图书馆的约束，然而大学甚至利用互联网又打造了新的学院(Zoom 大学)，这种建制秩序没崩溃是因为文凭作为社会分层的产物仍然发挥着作用，可以理解为是理性的资本主义大学，而文凭成为了硬通货，像金融市场一样，受到大学招生和市场供应的影响，我在谈到学历通胀的机制，拥有学位的人只有在缺乏高技能时才会受到惩罚，只要他们拥有高技能，尽管稀缺性在下降，但仍然能保持对应的回报。而文凭通缩是我认为正在发生，澳洲八大至少在 2023 年较往年减少 offer 发放数量、大幅提高 2024 年的学费、削减双学位项目、删除 PhD 国际生的奖学金，文凭系统内部的“加息”配合现实上的货币政策，维持文凭作为制度性文化资本的名义价值，相信这也是百年老校经营的必备手段。

用讽刺的话说，现在的人读书是为了投资一个排名在前多少的学位，成功的标准是几年后排名没有掉下来，而排名 200 之后的是大多是竞争性的文化资本提供者，或许有人是因优秀的导师而去，但排名系统之荒谬被就业市场的需求方采用，逐渐演变成社会共识，当劳动力缺乏有力的文化资本时，无处不受排他性的排挤，教育歧视已经成为维持阶级壁垒的工具。

以文化资本制度化的文凭社会之所以维持，是因统治阶级对教育的意识形态，大学扩招是典型的文凭凯恩斯主义，承认教育扩张的主要功能是抵抗生产过剩和工作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而柯林斯认为解决方案是文凭废除主义，而不是废除高等教育，大学并不生产文凭，消灭“文凭印刷厂”。

我认为同样的，文凭凯恩斯主义通过加大文凭供应量来刺激经济问题在于：文凭是非同质化的，人们在内卷的过程中能够轻松得到 A>B 的结论，而 A 和 B 在某种程度又是没有可比性的，最终是文凭内部的分层和不断增长的文凭壁垒，这其实是某些高校联盟最想看到的，通过对学术资源的集中化垄断来获得稀缺性，为什么我们看待市场竞争监管和垄断司法审判如此严肃，却对教育同样的垄断视而不见？甚至垄断学术资源的因素被看作是排名的参考指标，而激进派会认为教育垄断是因市场化和宽松的市场监管导致的，不论是医疗还是教育，只要被计量货币化和自由市场流动就会出现不平等加剧，我会称文凭是一种通证 token，在学历 M2 增长接近货币 M2 时提供“通行证”，而文凭和商品一样，短期内价格总是有粘性，但长期受到次级货币系统的影响，而某些大学的文凭能够通过捐赠让子女受惠，其金融属性是世袭的 terminal value，通过掠夺其他人的教育机会构成的不平等，文凭也是身份的证券化，在人才和相亲市场明码标价并公开市场交易，听起来多么像加密货币；所以文凭凯恩斯主义如果政策滥用，就会导致“教育过剩”和文凭泛滥。

不平等

著名的科尔曼报告《Equat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中指出学生学业成绩的差异表现在家庭环境、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而不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学资源，支持该论点的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大学还创造了更多的不平等。

学校作为赔偿减少了不平等，教育改革派认为大众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途径（在大陆，曾经是，但现在未必），学校对认知技能的社会经济差距进行补偿，有趣的是学校会帮助学生减肥，而补偿作用主要在课程差异化，提早学习。

科尔顿的结论低估了学校的补偿作用，而不是中立的，所以关键在学校造成的不平等加剧是否超过了补偿作用，而削弱学校成绩的差异性或公平教育改革是有必要的，极端的讲，一个孩子可以从踏上幼儿园就已经走进教育系统的“折射”中。

用左派视角去批判不平等是无力的，因为几乎所有对现状不满、想推翻原有制度的人们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生活依赖于原有的秩序，当我听闻身边的人抱怨糟糕的阶级流动性和批判幸存者偏差的同时，为何我们总是用宏大叙事或制度主义去看待，他们往往都弄清楚现实和原因但缺乏行动，现代化的秩序固然令人缺乏行动力，因为大部分行为都被一个框架所约束，特别是文凭社会的存在，可以轻易得到以下结论“因大众教育的普及化（特别是韩国），尽管废除了精英学校，文化资本加剧不平等是无法被补偿的”；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法案，通过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来监测学校表现并公开披露绩效信息，家长通过校董的竞选来改变学校政策，家长择校的分布同种族、收入和政治参与有明显关联。相对来说，白人、高收入和积极投票的家长会更有可能选择转校。黑人、西班牙裔、穷人和不热衷于投票的家长，不仅不会发声，而且很少会为孩子另择校。

科尔顿报告的考试试卷和统计过程极其谨慎，种族隔离、家庭教育的问题至今不过时，所以，公平的教育是怎样的？是教育的输出，衡量学到了什么，得到怎样的成长，而不是文凭的名义属性（教育年限、支出、教育资质）。

为什么要就读“更好的大学”，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利用了学校加剧不平等的机制来歧视他人，为什么大众教育能普及，文革后将权力化的企业治理下放市场，在教育方面实行教育凯恩斯主义，但后来高等教育的扩张打破了均衡，不平等加剧作用比起补偿大得多，从而恶性循环，极端的情况可能是古代科举制度导致文凭和政治精英的捆绑。

最后

身边有不少人无心向学，却为了一纸文凭荒废光阴，也有人追求学识，博览群书，也有人殚精竭虑也无法获得“相对公平的回报”。

我们有可能是在一连串的随机漫步事件中迷失，在短期内无法证伪。

但当下，文凭系统的秩序仍存在，学院早就对知识失去垄断权，而伴随着中产的消失，我们将在社会撕裂下夹缝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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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Downey, D. B., & Condron, D. J. (2016). Fifty Years since the Coleman Report: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s and Inequalit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9(3), 207–220. https://doi.org/10.1177/0038040716651676

Holbein, J. (2016). Left Behind? Citizen Responsiveness to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0(2), 353-368. doi:10.1017/S0003055416000071

Randall Collins 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ps:和版后序的译者一样，感到痛苦和挣扎，自我反思和悲观。

《文凭社会》作者柯林斯：我对教育能促进社会平等持怀疑态度

不推荐阅读：

《科尔曼报告 教育机会公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