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另一种形式的不人道

萨特的存在主义将自由意志无限放大，要求人不断超越自我，可这种“必须不断自我创造”的压力，恰恰是当代焦虑与倦怠的深层来源，它真的是人道主义吗？

我始终无法接受萨特对存在主义的那套描述——将人推向未来，用自我意识主导人生规划，用新的宣言重新定义自己。这套流程读起来很燃，像是一部浪漫主义电影：主角只需要写好自己的剧本，就能一路顺利通往结局。

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而且这也就是人们称作它的“主观性”所在，他们用主观性这个字眼是为了责难我们。但是我们讲主观性的意思除了说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具有更大的尊严外，还能指什么呢？我们的意思是说，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存在，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棵花椰菜。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可并不是他想要成为的那样。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想要”或者“意图”，往往是在我们使自己成为现在这样时所作的自觉决定。我可以想参加一次宴会，写一本书，或者结婚——但是碰到这种情形时，一般称为“我的意志”的，很可能体现了一个先前的而且更为自发的决定。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被悬置的肉体

第一个谬误是：人是不能脱离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与感受，直接用理性和情绪跳过生命的过程，直接用主观意志去决定事物的意义。 存在主义预设了一个能量充沛、意志健全的主体，仿佛人只要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就能立刻去行动。萨特说人「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存在」，好像推动自己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

对一个身陷虚无、丧失生命热情的人要求“去超越你自己，去行动”，无异于对一个双腿骨折的人喊“跑起来你就能赢得比赛”。萨特把人比作“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言下之意，安于现状或沦为“末人”是一种堕落。但倘若一个人此刻的全部力气只够维持呼吸和日常生活，要求他“把自己投向未来”，这哪是哲学，这是精神暴力。

人不能脱离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与感受，跳过生命的过程，直接用主观意志去裁定事物的意义。意义不是被决定出来的，它是在具体的、有时是痛苦的日常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进一步问，“我”为什么会想写一本书或结婚，这里边有多少是属于自己的，“我是谁，是什么角色”，这个身份认同是从何而来的，拥有这些投向未来的欲望有多少是发自本能又有多少是外界环境带来的，所以第二个谬误是：没有多少事情真的是自己在自由选择并承担责任。人在做出所谓“自由选择”之前，已经被他的基因、原生家庭、语言结构、社会阶级和潜意识深深地塑造了。认为自己“想写一本书”的意志，往往是社会评价体系或潜意识创伤投射的结果。要求一个人对所有这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先决条件承担“绝对责任”，是一种近乎残忍的苛求。我们的品味、抱负、对未来的想象，乃至“我觉得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信念本身，都是特定阶级位置和社会场域在身体中沉淀的产物。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选择”不去读大学，和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选择”去读大学，这两种“选择”背后的结构性约束完全不同。所谓的自由意志，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关系在个体层面的反映。

存在主义的无神论并不意味着它要全力以赴地证明上帝不存在。毋宁说，它宣称就算上帝存在，它的观点也改变不了多少。并不是我们相信上帝的确存在，而是我们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上帝存在不存在；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连一条证明上帝存在的确凿证据也救不了他。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而基督教徒只有靠自我欺骗，靠把他们自己的绝望同我们的绝望混淆起来，才能把我们的哲学形容为没有希望的。

存在主义者会说「存在先于本质」，高喊上帝已死，把有神论、把「我从何而来」这些根本性设定统统拆掉。拆完之后呢？他们发现我们的世界观和信念都建立在虚无之上，都是脆弱的，于是转而要求人「成为你自己」，去行动，去超越。但他们忘记了一件事：自己只是个人类。「想要成为」与「行动实践」是两回事——前者是一个想法或一种心理状态，后者是一个需要时间、资源、社会支持和身体能量的完整过程。

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射出去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这样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这方面掌握客体（objects），他本身就是他的超越的中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这种构成人的超越性（不是如上帝是超越的那样理解，而是作为超越自我理解）和主观性（指人不是关闭在自身以内而是永远处在人的宇宙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称作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之所以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听任他怎样做，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返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

萨特把“不断把自我投向未来”定义为人的尊严所在，但这种“必须不断超越”的伦理，在二十一世纪已经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绩效逻辑完成了合流。当代社会的剥削不再来自外部强制，而是来自“我应当做得更好”的自我驱迫。主体不再被他人剥削，而是剥削自己，并且将这种自我剥削体验为“自由”。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无意中为绩效社会提供了哲学注脚。如果一个人不想超越，只想安静地做一棵「花椰菜」或一块「苔藓」，存在主义似乎就在贬低他的存在价值。这种必须不断「自我创造」的压力，恰恰是当代焦虑与倦怠的深层来源。它不是人道主义，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不人道。

对于那些在虚无中挣扎的人，不少人对这个世界已经失望至极。为什么还要求一个习得性无助的人去热爱生活？存在主义在这里变成了一种自欺：它把结构性的困境转化为个人的意志问题，然后指责个人不够努力。所以存在主义者是不诚实的，他们只能体会到“需要意义来生活”或“被意义所拷问”。

寻死得不到答案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向死而生」，认为唯有直面死亡的确定性，此在才能从「常人」的沉沦中醒来，获得本真的存在。但它忽视了「我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一前反思的情感维度。一个人无法继续热爱生活，未必是因为他没有思考过死亡，更可能是因为活着本身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力气。把「对生命的审视」绑定在死亡这一终极议题上，到头来不过是把问题丢回给那个已经丧失生命热情的人。通过想死，来换取“想怎样活”的答案。可一个习得性无助的人，无论怎么想，都得不到答案。意义从何而来的问题，被原封不动地抛回给了最无力回答它的那个人。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结尾写道：「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这句话被无数人引用为存在主义的勇气宣言，但仔细想想，它要求的是什么？它要求一个人用意志和选择得出的结论，去覆写对生活日常的全部记忆。石头滚下来，再推上去，再滚下来——加缪说，你要在这无尽的徒劳中感到幸福，因为推石头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惩罚与荒谬的反抗，是自由与骄傲的体现。

但如果生活不及预期，如果灾难就是灾难，为什么非要美化它？将西西弗的行为解读为「对荒谬现实的轻蔑与反抗」，看透一切仍然选择死磕，这当然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但要求每一个被石头压着的人都必须摆出这种姿态，否则就是自欺。不是每个人都有力气在推石头的同时乐观。承认「我很累，我推不动了，我恨这块石头」，难道就不是真实的、有尊严的回应？

意义是在日常琐事中生长出来的

虚无与存在是双生的。如果否定了神与信仰，拆掉了一切外在的意义锚点，那么同时也杀死了支撑自己活着的某些基础。存在主义试图在废墟上重建意义，但它选择的工具——纯粹的主观意志与情绪，恰恰是最脆弱的那一个。方向是对的，但路是死的。

人绝对不是“从无到有”的主观存在。人首先是一具有重量的肉身，活在特定的历史、地理、阶级和关系网络里。意识不是悬浮的纯粹主体，而是需要通过肉身与世界打交道。我们的自由是打过折扣的自由，是在泥泞中挣扎的自由，而不是天堂里的积极自由。

意义不是被意志「决定」出来的，也不是靠一句「我选择赋予它意义」就能凭空生成的。意义是基于现实活动的产物，它需要行动在先，需要经历与体验，需要记忆的沉淀与反复的思考。它生长于具体的关系、具体的劳动、具体的痛苦与具体的快乐之中，而不是生长于一个孤立的主体对虚空的凝视之中。你望向深渊，看到的只是习得性无助的自己。

存在主义最大的不人道，在于它把一个被社会结构、被肉体局限、被唯物史观、被社会关系深深嵌入的个体，抽象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必须独自为一切负责的意志。它把自由变成了一种义务，把超越变成了一种道德命令，然后对那些做不到的人说：那是你的选择，你要为此负责。

真正的意义不必总在远方拔地而起，或经过深思熟虑后下大命题的定义，它往往就蛰伏在日常中。如果一味要求人去不断超越、去创造定义自己的宏大叙事，仿佛不这么做，生命就沦为了平庸的消耗，未曾起舞的日子难道就不值得过？

回想那些被日常琐事填满、健康而幸福度过的每一天，聆听雨声、安静地睡一个好觉，这些片刻的充盈根本不需要任何夸张的“超越性”来背书。在一个充满无常和重压的世界里，一个人能够安顿好自己的肉身，维持着内在的秩序，仅仅是健康、平静地活着，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真正的人道主义，不该是逼迫每个人都去推那块沉重的石头，而是温和地承认：你不需要证明什么，允许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健康地活着、去感受这平淡的日常，这已经构成存在的意义了。

意义是基于现实活动的产物，需要先行动、经历体验、回忆和思考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