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即自由”言论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特征与国家去责任化

前言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参加了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在被问道“2亿零工在做什么工作”、“有什么社会保障”等问题时，张丹丹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讲，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张丹丹还说，朝九晚五、有五险一金的人，是牺牲了自由才换来的社保。而灵活就业人员就是要灵活，他们要的是自由度，能最大化实现自己对自己的管理，而自己管理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给他缴纳社保。最后，张丹丹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灵活就业想成啥也没有，他有的是灵活。”

大部分人对于这类不食人间烟火的言论大多基于道德层面持批判态度，认为张丹丹和林毅夫等人都是政策合理化导向的宣传者，负责输出无用大话，但拥有如此多title的张丹丹的逻辑与论证令人大跌眼镜：把经济学的「闲暇」概念与自由混淆，又将新自由主义的可选择空间与福利划等号。

本文借这个争议去阐述当代社会学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位学阀经济学学者的“灵活就业即自由”论点背后是国家机器对公众福利与保障的去责任化，并将原有社会承诺的公共资源与福利保障的支出转嫁给后人，而个人面对的是高度充满高度流动与风险的社会。

晚期资本主义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晚期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会出现社会将集体风险转嫁给个人的现象，制度性的矛盾和失败为归因为个人失败。

在现代化社会，个体虽从习俗、宗教迷信等传统观念中获得形式上的解放，但如同佛洛依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中提到的文明是建立压抑人类本能的自然欲望与需求之上，这是文明规范与集体利益所需要做出的割舍。

到了现代化极盛的阶段，现代文明滋生出技术与官僚的结合体，单纯统治问题变成庞大的社会工程，催生出技术官僚和张丹丹这样的学阀。

第三条道路的背景，是西方福利制度的集体退场，背后的原因有：

• 社会保障福利支出过多，财政赤字问题和国债违约等一连串连锁问题
• 像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借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试图通过通过社会劳工市场改革，修改制度推向熊彼得式的自由竞争来获得新的增长
• 人口结构少子与人口老龄化，为了控制养老金的覆盖率、替代率，以及民意共识，政府基于现实难题只能推迟养老年限。

但这些问题终究是全球化竞争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影。

法国案例

法国是为数不多的在坚持第三条道路中最为持续改革的发达国家，并将“工作换福利”落实到劳工市场。

法国基本养老金在2022年至2026年间累计上涨约15%。

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法国公共债务总额达到3.5361万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7.5%。与2025年底相比，法国债务增加了756亿欧元。2025年底，法国公共债务总额为3.4605万亿欧元，占GDP的115.7%。虽然当时债务规模较前一季度有所下降，但与2024年底的3.3061万亿欧元（占GDP的112.6%）相比仍继续上升。

法国审计法院发布报告，对法国公共财政状况发出严厉警告，认为“所有信号都已亮起红灯”。报告指出，法国是欧元区唯一一个债务占GDP比例超过新冠疫情时期峰值（2020年的114.9%）的国家，并对债务利息支出的“大幅增加”表示担忧。

作为仅次于德国的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却是欧元区财政纪律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

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法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约1070亿欧元，较政府预算计划高出14.4%。与此同时，惠誉已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至A+，理由包括债务负担持续攀升、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以及财政整顿缺乏可信路径。

据路透社报道，Lecornu政府将调整重点放在大型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其中，对年营收超过10亿欧元企业征收的特别税延期执行，预计可增加约73亿欧元财政收入；针对高收入人群征收的特别税预计增加约6.5亿欧元收入。综合各项措施，政府预计可改善财政约90亿欧元。

不过，相较于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财政缺口，这部分收入仍十分有限。市场普遍认为，法国目前采取的措施更多是在填补短期预算，而福利体系、养老金、移民支出以及公共部门效率等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实质性改革。

目前法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约57%，是欧盟福利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国这些年推动了什么政策？

• 将失业金领取条件与“积极求职”强制挂钩。领取最低生活保障（RSA）的人必须每周进行15小时的“活动或培训”，否则将被扣发补贴。
• 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至64岁。
• 2024年起将原有的国家职业介绍所（Pôle Emploi）改组升级为 France Travail，强化对失业人群的动态监控与考核，国家化身为“职业经理人”，通过技术和官僚手段催促个人适应弹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将结构性就业岗位不足转化为个人“找工作不够积极”的监管问题。
• 《2026年社会保障融资法案》（LFSS 2026）及病假/失业管控，严格限制医生开具的初始病假时长（如封顶1个月），并赋予保险机构提早介入复核的权力。通过技术官僚手段严格限制个人利用社会安全网（如病假、福利）“避风”的空间，逼迫劳动力维持在高效运转状态。

法国也是中国留学生归国人数比例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

西方福利制度的退场

法国是一个相对好观察的case，但这种退场我归纳各个国家的问题有以下的共同点：

• 长期的全球化竞争激烈，本土去工业化，为留住资本竞相削减人力成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所有高新产业都能创造新增岗位；
• 上一代人通过债务累积增长获利，为后人留下天量财政债务，当下的财政在各种约束与限制下做trade-off，自然是不可能有财政空间去做出任何改变的，这种压力只会传导到劳工身上；
• 来自美国的金融压迫，美元潮汐和金融危机外部化，导致资本的流动异常活跃，影响物价、汇率，每一次美元潮汐都带走了这些国家的流动性。

在左翼政党（如英国新工党、美国克林顿民主党）和极右翼自由放任（撒切尔主义）之间做平衡，听起来非常美好，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劳工看似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实际上都是没有自由，都是在被迫劳动且接受任何烂工作，政府鼓励失业者去参与培训、积极求职，才有资格获取福利。福利从财政再分配变成需竞争甚至是惩罚性的。用看似包容、积极的制度去掩盖劳工市场自由竞争的剥削性。

公民的生命周期中最为关键的教育、就业、健康、养老等领域的风险越来越被政治合理化为个人选择的结果。

张丹丹不是第一个主张社会责任个体化的学者，吉登斯曾在政治上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政策上主张社会福利是“没有无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 no responsibilities without rights），认为福利国家需要社会主义式的集体投资与公民责任，英国1997-2007年在野党的布莱尔政府为削减福利开支、推行“以工作换福利”。吉登斯自认超越左与右，但这一言论也为福利国家削减开支提供了合法性理论支持，将社会结构性问题通过占据公众话语权的方式被归因为个人能力问题。例如，失业不再被视为经济需求不足或产业转型的后果，而被解释为个人技能不足或求职意愿不强。

鲍曼在《液态的现代性》与《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更是指出，在消费型社会中，穷人越来越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没有消费能力是个人的问题，其社会结构化且人为制造的贫困陷阱个体化与道德化。

从宏观经济学与劳动弹性化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晚期将系统性的不稳定转化为对个人品格的要求，使个人承担制度变迁的代价。

基于以上现象，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一社会变化如此普遍的原因。

治理术

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简单的国家解除福利制度，而是一种新的治理理性：市场是制度上公认的真理机制，个体被建构为“企业人”（entrepreneur of the self），需要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与管理，公民个体承担生命周期的所有成本，包括教育、生育、养老、医疗等。国家不再通过财政与再分配来保障个人，而是通过塑造竞争性主体来治理风险。

参与社会保险、赋予自我管理的自由、灵活就业等看似代表现代化进步主义的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技术，使贫困者、失业者被要求自我负责、自我改善，进而自我剥削，而国家的结构性责任被淡化，每个公民都是企业化的主体，自己承担连带企业的无限责任，还要为原有政府承诺的空头支票买单，医保集采问题、养老金亏空、地方财政失去土地财政繁荣后枯竭、非税收入等问题和现象只是福利保障违约的开端。

市场普遍认为养老金在2035年之前亏光

医保的结余情况还算乐观，但大多靠集采和医疗质量下降换来的，且到2030年1月1日，全省累计缴费年限统一为男职工30年、女职工25年（注意之前是15年），动则翻倍，跨度非常大。

债务问题是全世界国家都有的代际负担

不论如何修改口径，青年失业率再次抵达新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将这一转型可概括为从凯恩斯主义福利制度国家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转变，即有工作的公民才有资格去获得福利和保障。国家更关注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而非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

工作福利的核心不是单纯减少财政支出，而是将福利领取与强制工作、道德规训结合起来，重塑穷人的行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劳动改造，你我都是罪人。

新的改变

学者占据公众媒体的资源最终目的是为政策转变做铺垫，拥有了官僚系统提供的权力，也拥有了对专业知识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经济学本身不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它是官僚系统与权力架构的衍生物，最终是要为政策支持理论与研究上的支持。

韦伯认为科层制的存在，是因为它垄断了专业知识，以及去人性化的技术与流程形成了铁笼，社会保障去责任化只会成为行政命令下的常态。

大卫·哈维从资本积累角度揭示，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将原本由公共部门承担的再分配责任重构为市场自发（其实是被迫的）购买行为，完成了对个体责任的重构。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征不是简单撤出，而是社会国家与惩罚国家的转变：一方面削减福利，另一方面扩张刑罚与规训，通过道德化贫困和惩罚性管理来应对社会结构化问题。以个人责任为名，将贫困者置于社会规训、工作伦理、高强度烂工作、微观行为监控之下，这些都是隐藏在现代社会的奴隶制和强迫劳动行为，正将劳工市场打造成全景敞视监狱。

不论大众是否喜欢张丹丹的言论，张的研究覆盖了对平台经济买方垄断、青年失业率、AI替代效应等领域，并提出平台方应按收入高低阶梯制补贴骑手个人社保的部分支出，她揭露了当下正发生的问题。

但平台补贴个人部分社保支出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建议：

1. 谁来承担这个成本，最终成本仍然转嫁到用人成本和商家上，谁来监管？如何落实？
2. 买最低档的社保有意义吗？对于企业很可能只是合规手段，而非解决社会保障的关键
3. 现实中通过提高社保基数和系数来转移，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加税，会不会导致更多人退保？
4. 打工人优先缴纳个人养老金（模仿美国401k），而非社会统筹养老金有没有可能更好？政策刚推行，还缺少证据，需自然实验；
5. 基于合作社、特定群体的商业保险或企业内部的自保险有没有可能优于社会统筹基金？

然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是：

1. 产业转型的阵痛，结构化增长，也就是大部分传统行业持续失血，不同行业对经济的体感差异大
2. 平台经济有基础设施和寡头垄断特征，且长期缺少反垄断监管
3. 社会对各种现收现付制基金软着陆的期望，代际转移问题
4. 社会保障和福利是需要打工人花钱买，且收入越低，保险成本占税前收入的比例越大，社会保险的公平问题
5. 财政再分配应不应该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以上每个问题单独拿出来都是大命题，但我想说的是当前的各种灵活就业、社会保障、就业难等问题，绝非中国才有的，但张的言论毫无疑问刺痛了无数打工人的心。

美好的时代过去了。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