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值一提的

前言

笔者读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推荐的三本书，其中《国家为什么失败》和《自由的窄廊》像是西方宪政政体的理想童话，类似于福山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三位作者吹捧赞美民主宪政体制的包容性，试图证明包容性制度和宪政民主政体是通往繁荣和自由的唯一途径。相比之下，《权力与斗争》通过分析工业革命，探讨了技术增长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并对当下AI发展的影响发出了悲观的警示，呼吁政府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总的来说，《国家为什么失败》和《自由的窄廊》并不值得一读，而《权力与斗争》的政策建议则颇具启发性。以下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收集的数据资料。

TL DR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至今为止的56次颁发中，今年或许是最令人失望的一届。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作品，包括《国家为什么失败》和《自由的窄廊》，延续了西方宪政民主的叙事框架，将包容性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制度决定论的单向视角：通过对南北美洲殖民地历史的分析，作者试图将经济差异归因于“包容性”与“掠夺性”制度的形成，忽略了制度之外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其结论过于简化，将殖民的历史创伤包装为现代化的制度演化过程。

• 西方中心化偏见：作者将西方民主与包容性制度划上等号，忽视了其他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这种理论不仅无法解释非西方国家的制度演化路径，还隐含了文化优越主义的色彩。

• 对历史的选择性解读：书中高估了特定事件（如光荣革命）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却低估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动态。对比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分析视角未能解释为何相似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发展结果。

• 政策建议与现实脱节：作者似乎在教各新兴国家领导者如何带领国家走向新华盛顿共识，作者不去深究贫困的根本原因，并假设各国领导者都是无知的。而《权力与斗争》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提出了警示，但其政策建议缺乏可行性，各国不可能因为公平问题而选择延缓能够极大提升生产力的AI产业发展，因而错失机遇,为了追求公平而牺牲产业的先发优势是不值得的。

• 论证方法不当：遗漏变量偏差，对复杂问题不设置工具变量，强行拟合制度变量，没有自然实验案例，画靶射箭。《国家为什么失败》的前置假设就是历史决定论，反复在强调是“某一段历史推动了xxx，所以后续xxx可以解释成xxx”。

人们只希望作者能更好地利用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基本概念（国家、法治、家长制、裙带关系、民主等），而不是发明一些掩盖多于揭示的新词。

总体而言，这些作品试图以“西方制度优越论”解释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却掩盖了其理论和数据背后的单一化叙事。该奖项反映出学术界对西方理论的过度青睐，而非对现实问题的真正洞察。

我想了好久为什么网上对这三本书的评价如此高，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现代社会，是很难直接去反思历史发展的潜在可能性，毕竟当下的客观事实都似乎在告诉我们历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很多因果、相关问题不是说一个多完美的叙事就能解释清楚的，当这三位作者在书中试图用他们并不熟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论点加以辅助论证时，可见他们的叙事是多么的匮乏。

制度决定论

1992年法兰西斯．福山在他的大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最终胜利者，包括以下结论：

• 可将历史视作一种进化形式。
• 历史终结后，仍会有事件发生。
• 对人类未来悲观是恰当的，因为人在控制科技上是无能的。
• 历史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后的形式。

历史终结论被看作是继承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的整体是当代社会的“版本答案”：

历史开端处的奴隶之所以不敢冒死参与流血斗争，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历史终结处的最后的人，懂得不会为了一项事业而冒生命危险，因为他认识到历史充满了人们相互拼死战斗的毫无意义的战争，无论这些人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那些推动人们做出勇敢和牺牲的拼死行为的忠诚，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满足于待在家里，对自己的心胸豁达和行事冷静感到庆幸。恰如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说到他们那样，“因此你们说：‘我们全都是真实的，没有信仰，也没有迷信。’因此你们挺起胸膛——可是，诶，胸膛是空的！”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28章 没有胸膛的人

福山认为站在历史终点的人是没有必要进行任何革命的，不过后续的发展却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美国在中东发动“反恐战争”、西方世界民粹主义、宗教与种族冲突、08年金融危机、民主政治的无效率，以及中国的崛起等，都削弱了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即便是福山自己，也在其后续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提出了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问责制三要素间的平衡，被认为是自由能否持续的重中之重，但这些在今日看来只不过是在为原先的理论圆谎，历史终结论下的华盛顿共识早已人心尽失，2024年诺奖经济学家犯了重复的错误。

主要问题

制度的形成

在美墨边境，诺加利斯城由一道栅栏分割成了两部分,北部是亚利桑那州圣克鲁兹县的诺加利斯，南部是墨西哥的诺加莱斯。在人口、气候、卫生、文化、各项生产要素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亚利桑那州的人均GDP是诺加莱斯的三倍。

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两地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导致了没有有效的手段约束官员贪腐,这种制度的形成还与与早期殖民社会的商业活动有关。

作者开创了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两个新词，通过对大航海时代历史的研究，发现与早期殖民统治的方式有关。

西班牙人洗劫秘鲁文明，殖民者对强迫南美洲人民劳动，剥夺原住民的生产资料。西班牙人以掠夺贵金属（如黄金、白银）为目标，对南美洲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采，最初的殖民方式并未形成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地方经济增长模式，因为这些财富大多通过掠夺和税收回流西班牙本土，而非用于殖民地的再生产和经济建设。

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难以直接开采且人口密度不均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英国人却不得不通过发展技术并投入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从而发展生产活动、相对先进的技术等，反观英格兰的殖民统治和政治制度都有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雏形，这一理论解释了南北美洲走向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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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完制度的差异后，作者发现不同国家之所以繁荣或贫困，是因为选择了不同的制度。

在《命运的逆转：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的收入的贡献》一论文中，发现在过去的5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种命运的逆转：西方殖民统治开始时期，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而那时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均极为富有。

有力的证据是1995年人均GDP（平价购买力）与1500年的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在相对贫穷、人口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倾向于大规模定居并建立鼓励投资的制度；而在原本繁荣、人口稠密的地区，掠夺性制度更有利可图。这种“制度逆转”可以解释500年间的收入逆转。

一言以蔽之，殖民统治的手段和社会制度决定了近代发展。在我看来这也是纯粹的废话，殖民者的后代在解释祖先强盗活动的影响，被作者描述成殖民地被强行改造成的制度变化被称为inclusive institutions，美化殖民活动本身，还有比这更讽刺的含义吗？ 作者又不能证明，如果没有殖民活动那会怎样？没有与强加的欧洲制度形成对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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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的地方没有被殖民，除了殖民带来的经济制度变迁，那国家内部又是如何开创“好的制度”？

作者用回英格兰的例子，英格兰是先进行政治改革后发展经济的案例。1642年到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限制国王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把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交给国会。另一方面，它对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开放政治，让更多人对政府运作的方式有更大的影响力。光荣革命是创造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它本身则以一个政治集权的过程为基础，并加速这个过程。它创造出全世界第一套包容性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攸关由谁获得富裕的利益，这种发展并非以共识为基础，而是激烈冲突的结果：不同的群体竞争权力，挑战他人的权威，并尝试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制度。

德国和法国在十八世纪领先于英国，这两个国家所享有的知识自由，是数学、物理学以及人文和文学发展的原因，并在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法国哲学家的推动下达到顶峰,而英国的政治是一个长期相对欧洲大陆保守的国家，甚至有神学家反对社会科学的研究。那为什么英国是最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

作者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具备了独特的经济与政治优势，为其率先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首先，在经济方面，英国的人均GDP和贸易量已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优势来自于其发达的海外贸易网络和较高的资本积累水平，为后续工业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市场需求。在政治上，1688年的光荣革命通过建立宪政体制、巩固议会权力，确立了以利润和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框架，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关注于商业利益和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这一体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营造了稳定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

英国在土地问题上的独特解决方案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关键条件。由于圈地运动的推进，许多拥有商业头脑的地主获得了对大片农田的控制权，他们将农业生产方式从封建式的庄园经济转变为商品化农业。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释放了大量不再从事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农业商品化和生产力的提高确保了城市和工业区所需的粮食供应。圈地运动和商品化农业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逐渐转移至新兴工业部门，为制造业的设备改进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投资来源。总体而言，工业革命前的英国通过农业商品化、资本积累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加速工业化的基础，使其在这一历史转型中占据了独特的先发优势。

既然制度取决于政治权力，如何由少数精英掌握政治权力的掠夺性制度转变为包容性制度呢？为什么很多国家当初没有实现这样的转变？阿西莫格鲁等的解释集中在政治权力的冲突以及统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承诺问题上。

他们认为，精英和大众之间面临“承诺问题”。只要政治体系保持对精英有利的状态，大众就难以相信精英会真正执行改革经济体系的承诺。设想一个新的政治体系下，这个政治体系允许大众在自由选举中撤换不履行承诺的领导人，那么这个政治体系是真正有助于推动经济体系改革的。然而，统治精英担心在新体系下，他们不会得到大众对他们失去经济利益的补偿。于是导致社会陷入一个循环：掠夺性制度导致大众贫困，统治精英则保持富裕状态，这样的情况显然是难以长期共存的。

因此，有时候在缺乏可信承诺的情况下，也会走向民主，那就是依靠革命。这是因为，即使在非民主国家大众可能缺乏正式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有数量优势，能够形成革命的威胁。在这种威胁最严重的时候，精英们面临一个困境：他们希望维持权力，并试图通过承诺进行经济改革来安抚大众。然而，这样的承诺缺乏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权力，引入民主制度（包容性制度）。这一模型已被用来解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的民主化进程：如英国、瑞典等国选举权的扩展过程中伴随的普遍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如果单纯用来解释西方世界的历史，那还不差，但作者试图把民主化宪政整体和包容性制度划等号，还不尊重其他文明独特的制度。

作者对美国的解释

美国宪法在建立之初并未构建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民主政体。宪法没有对投票权进行联邦统一规定，而是将投票资格的决定权交给各州。北方大部分州在19世纪初取消了财产和财富限制，允许所有成年白人男性投票，而南方各州在同一时期内逐步放宽投票权的限制。

美国宪法在1787年费城制定时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制宪过程中最具争议的妥协之一是关于众议院席次的分配：席次分配原本按各州总人口决定，但南方代表坚持将奴隶计入人口，而北方代表反对这一提议。最终，双方达成了著名的“五分之三妥协”，即每位奴隶按五分之三自由人计算入总人口，用以决定南方州在众议院的席次。这一妥协反映了南北双方在宪法中的深层次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抑制了双方的对立。

此外，宪法制定后南北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妥协措施，以维持脆弱的政治平衡。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便是其中之一，规定联邦在接受新州加入时，必须保持支持与反对奴隶制州数目的对等，以确保参议院中南北双方势力的平衡。虽然这些妥协政策短期内缓和了冲突，但并未解决奴隶制在美国社会中的根本问题。南北之间的对立最终在内战爆发中走向不可调和，随着内战北方胜利，才正式终结了奴隶制这一根本冲突来源。

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南北战争的胜利帮助废除了掠夺性的奴隶制度，从而为全国范围内的广纳性制度扫清了一大障碍。

制度之辩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创造广纳式的市场，不但给人自由以从事最适于个人才能的职业，也提供平等的环境让人有机会这么做。有好点子的人可以开创事业，工作者则倾向从事自己较有生产力的活动，缺乏效率的公司可能被更有效率的公司取代。对照人们在广纳式市场中选择职业的方式，殖民时代米塔制度下的秘鲁和玻利维亚有许多人被迫在银矿和水银矿场工作，不管他们有什么才能或有没有意愿。广纳式的市场不只是自由市场，十七世纪的巴巴多斯（位于巴勒比海和大西洋交界的独立主权岛国）也有市场，但因为财产权并未遍及所有人，而只限于少数农场主，所以它的市场并不是广纳的；奴隶市场实际上是巴巴多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这套制度有系统地胁迫大部分人口，剥夺他们选择职业和发挥才能的能力。

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互相促进关系，把人们带进一个强有力的反馈环：政治制度让控制权力的菁英，对自身权力没过多约束的经济制度，它们也让菁英得以建构未来的政治制度，及其演进。榨取式经济制度反过来为同一批菁英谋利，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将协助巩固他们的政治支配力。例如在巴巴多斯或拉丁美洲，殖民者能利用政治权力实施一套为他们赚进庞大财富而牺牲其余人口利益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创造的资源让菁英得以组织军队和防卫武力，以保护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专制独占。其中的含义当然是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彼此支持，且往往长期得以延续。

为什么有权力的人不见得愿意建立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其中的逻辑很容易适用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在专制政权中，有些菁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他们会有兴趣改变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吗？通常不愿意，因为这只会稀释他们的政治权力，让他们更难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进自己利益的经济制度。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明显的冲突来源。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混淆公平、正义、民主等概念，看《国家为什么失败》就像看西方政体发展童话故事。

自由的窄廊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书中，又进一步对其“政治权力论”进行了扩展。他们指出，要实现好的制度，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有效的权力平衡。

狭窄走廊指的是国家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其核心论点是，要实现自由并繁荣发展，两者都必须强大。作者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自由的平衡是很难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遵从红皇后原理（你追我敢，相互博弈，从而维持相对不变位置）。

古代中国：由于国家力量强大，而社会力量则相对薄弱，因而在这种失衡之下，很难形成良性的制度。

专制体系的代表是商鞅变法。早期如荀子便提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模式，但是赢政却透过商鞅得到了新模式「国强民弱」的理论基础。商鞅在《商君书．弱民篇》的开头便提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这便是贯穿《商君书》的想法。在法家作品里，弱民是商鞅特别突出的一环，在〈画策篇〉便提到：「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因为在商鞅的眼光里，国家机器的终极目标是：「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讽刺的是，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诗也曾经提到「百代犹行秦法政」，而作者也认为这套弱民思想依然普及在中国，并在书中举了中国这套「社会信用制度」来阐明中国式的专制巨灵，对其有诸多批判。

——《自由的窄廊: 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衛城出版导言

津巴布韦：则由于国家能力欠缺，治理无效，最终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崩坏，造成了发展的停滞。

与中国相反的，是受制于「社会规范牢笼」（Cage of Norm）而没有办法建立国家的蒂夫族（Tiv）。分布在奈及利亚的蒂夫族是很特别的族群，因为在二十世纪之前，他们并未产生酋长制度。原因是他们的社会习俗将「有权力」跟「邪恶巫术」两件事绑在一起，所以对于任何一点国家机器都有很大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里，无法发展出国家，也没有办法受益于巨灵带来的秩序跟好处。受制规范牢笼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缺少巨灵提供公共财维持秩序（书中举了一个黎巴嫩政府连垃圾都没法收的例子），社会福祉自然无法提升。之所以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许多社会害怕「滑波问题」（slippery slope problem），也就是一旦创造了巨灵，巨灵就会如滚雪球般的愈来愈失控，所以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创造他。

受权力约束的国家——曾经的英美：有幸经历彻底的革命和权力分配，由于国家并未完全掌握权力，社会能够通过议会和其他制度对国家进行制约，因而国家和社会之间碰巧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故最终成功穿越窄廊，形成了比较好的制度。

作者看下自己举的例子有多离谱，信奉自然迷信的尼日利亚Tiv族、滥发货币的津巴布韦、因宗教问题军事割据的黎巴嫩，还有各种宗教文化等问题，作者直接归因为“没有国家力量”。

权力与进步

以上提及为何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繁荣的决定性作用，但笔者认为前两本书仍然是“后华盛顿共识2.0”，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而《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为当下AI技术爆发提供了悲观预言和对世人警示。

《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的主要论点：

• 技术创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创新的社会选择。
• 这些选择是由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决定的，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选择被科技公司创始人和风险资本家的权力引向了消极的方向。
• 社会可以选择发明的技术类型，以便更广泛地分配利益，通过避免取代工人的技术以及发明补充工人的技术。

阿西莫格鲁在他的论文《为什么新技术与技能互补》和《技术变迁、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中提出了一套“导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现实中，技术进步并非对所有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等）同等有利，而是会倾向于提高某些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这种技术变革方向往往由经济激励决定，特别是市场规模、要素相对价格等因素。

• 市场规模效应：某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供应增加时，市场对这种要素相关技术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刺激企业和研发部门开发更多与其互补的技术。
• 价格效应：某种要素变得更昂贵时，技术进步会偏向那些可以提高这种要素生产率的方向，从而降低其单位成本。

根据该理论，阿西莫格鲁认为有时候那些偏向于技能的技术（Skill-Biased Technology）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很糟糕的经济后果。具体来说，当这些技术出现后，那些高技能的人会首先学会这些技能并从中获益，而低技能者则会因技术受损，于是收入分配就会出现恶化。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更多的人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为了使用新技术，也会努力提升技能，成为高技能者。而这会反过来促进技术朝着更偏向高技能者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循环之下，高、低技能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扩大，社会将不断向着不公平的方向发展。

如何去引导AI更普惠的发展？阿西莫格鲁等试图从历史的教训中找出一条引导AI等新技术更好发展的道路。他们指出，对技术发展的引导根本上是一个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在很多时候，技术的发展之所以会损害普通工人的权益，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方向被完全掌控在了资本方的手中。因而，要让技术发展能够惠及全体人，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的权力结构。

阿西莫格鲁等认为，只有实现“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Progress）才能让AI真正增进社会福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做好两点：一是让工人拥有发言权，能够参与到影响技术发展方向的过程当中；二是要确保技术的发展是与人互补，而不是完全取代人，以此作为技术发展的底线。——由此可见“包容性发展”其实就是“包容性制度”在技术发展领域的体现。

阿西莫格鲁等在书中还提出了很多更为详细的“进步议程”。包括：加强市场激励、拆分科技巨头、改革税收制度、加强对工人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加强对隐私和数据所有权的保护等。

• 加强市场激励：“政府该努力的是培养许多不同的发展路线，鼓励大家更重视辅助人类、给人类赋权的技术。政府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愿意尝试各种以协助劳工与公民为目标的新技术。”

• 拆分科技巨头：“市场过于集中垄断，会让技术创新遭到扼杀，发展方向遭到扭曲。如果想要让科技发展重新导向，一项重要的做法就是拆分那些科技龙头，好创造出更多元创新的空间。”

• 改革税收制度：“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目前的税制等于是在鼓励自动化。透过税务改革消除这种不对称，就能消除公司继续推动自动化的动机。可大幅减低、甚至是完全取消工资税这个税目；并且适度提高资本税。”

• 加强员工培训：“共享繁荣之所以能在1980年代之前实现，为低学历劳工提供培训功不可没。可以透过体制方案与国家培训补助来解决。而且这些培训计划通常也有工会的支持与监督。”

• 加强隐私保护：“应该加强AI使用者的隐私保护。平台大量收集使用者的数据，会造成各种不利的影响；此外因为有太多数据被少数平台掌握，也就让它们与对手和使用者之间形成权力上的不平衡。”

总结

《国家为什么失败》解释了殖民统治的差异早就了包容性/掠夺性制度，强调了制度对国家繁荣与贫穷的决定性作用，英美等国有幸经历过彻底的革命并开创了包容性制度； 《自由的窄廊》解释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平衡的重要性，并遵循红皇后原理。大部分国家一开始就“走偏了”形成路径依赖性，精英和大众矛盾取决于政治精英是否做出有效承诺或进行权力分配，否则大众会通过动员或威胁精英行使权力，作者认为国家要保持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是很困难的。 《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坚决的反对了科技决定论，以审慎、批判的态势看待技术发展，由于技术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但偏向于技能的技术使得大部分人难以直接受益，认为AI的出现将加剧不平等，难以使得大部分人受益。

政策建议

• 强调机器有用性（machine usefulness），改善人与机械的联系，推动AI对人类的“有用性”，考虑什么样的AI工具可以为人类决策者提供有用、情境依赖的即时信息，可以利用AI工具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问题解决者，能够执行更复杂的任务。这不仅仅是针对创意工作者、学者或记者，对于蓝领工人、电工、水管工、医疗保健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职业都是如此。更好地获取信息可以推动产生更明智的决策和执行更高层次的任务。
• 提倡技术与劳动力的互补性，体长拆分科技巨头；加强用户数据保护，避免数据集中形成权力不平等；税收改革，给对技术征税，也就是对设备和软件像对待人类雇员一样征税，减少替代效应。

欧洲中世纪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主要流向贵族和教会，用于修建宏伟的大教堂，而农民生活虽艰难但并非始终处于饥饿边缘。英国工业化的头一百年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提高有限，直到19世纪中期才有明显改善。，我们又是否做好了迎接这一破坏性创新的准备吗？

疑问

作者对中国的解释

We next explain why the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misleading and why Chinese growth, as it has unfolded so far,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growth under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likely to translate into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我们认为温家宝的看法是先见之明，尽管有人怀疑他的诚心。但西方却有人不认同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以为，在持续经济成长上，在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外，中国走出了一条另类的道路，亦即威权式的。但他们错了。我们已经明白，中国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于跳脱死硬的共产党经济制度，为生产及贸易的增加提供了诱因。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那些已经摆脱榨取式制度走向广纳式的国家，中国的经验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差别，纵使以中国来说是发生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之下。因此中国之达到经济成长，绝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赐，相反：过去数十年来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所致，但因为高度威权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趋势变得更困难而非容易。

作者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繁荣是因为改革开放摆脱了固执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但作者又说至今中国还是榨取式制度，书中描述模糊且自相矛盾。

不能轻易否定文化因素

韦伯的新教伦理又有什么影响？虽然新教徒占优势的国家如荷兰和英国确实是最早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但宗教与经济成功却没有多大关系。法国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但也很快在19世纪模仿荷兰和英国的经济表现，而意大利今日也和其他国家一样繁荣富裕。再往更远的东方看，你会发现东亚的经济成功都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无关，因此也没有证据支持新教伦理与经济成功有特别的关系。

——《国家为什么失败》95页

作者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能拒绝宗教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假设，属于逻辑谬误（一类错误）。尽管不是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和清教徒宗教有关，但不能因此否定新教伦理促进资本积累这一过程。

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为什么是清教徒？因为从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发端的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一方面强调消费的节制，二方面则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否符合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再来看热衷于文化假说的人士偏爱的一个地区：中东。中东国家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其中的非产油国都相当贫穷。产油国很富裕，但这种天赐的财富对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建立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却没有多大帮助。这些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证明宗教有关系吗？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没错，像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国家很穷，他们的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但这些国家也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这些方面对于繁荣富裕更是重要得多。例如，它们都曾是鄂图曼帝国的省份，而这对他们的发展方向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在鄂图曼统治崩溃后，中东被吸收到英国和法国殖民帝国，两者又再阻碍了中东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独立以后，它们跟随许多前殖民国家的脚步，发展出阶层式的独裁政权，采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我们看来大多无助于创造经济成功。这种发展道路大体上受到鄂图曼和欧洲统治的历史所塑造。伊斯兰宗教与中东贫穷的关系大体上是捏造出来的。

——《国家为什么失败》95页

笔者梳理了下当下经济学认为伊斯兰国家相对落后可能的原因：

• 热带地区地理假设,18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已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的集中，并为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宣称热带气候下的人民倾向较懒惰，缺乏探究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知创新，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孟德斯鸠也推论，懒惰的人倾向被专制君主统治，暗示热带地理位置不仅可解释贫穷，也能说明一些与经济失败有关的政治现象，例如独裁政治。现代观点是热带疟疾等热带疾病对健康有极不利的影响,热带土壤不容许高生产力的农耕,温带气候比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相对优势；
• 伊斯兰教义逐渐简化沦为功修仪式，是安拉（真主）对人类的命令和责成，是穆斯林个人必须完成的主命功修和必尽的义务,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侵占社会本用于生产劳动的可支配资源和时间；
• 继承习俗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规模经济，伊斯兰社会里的商业合伙关系是穆斯林商人阶级经营企业的主要组织结构模式，这种合伙关系可以由一方随意终止，即便是经营得相当成功的企业，也会在合伙人一方死后解散。这就是大多企业无法做大而且短命的原因。穆斯林世界最成功、最持久的商业合伙关系是在当地的非穆斯林之间开展的。继承习俗有碍企业团结，因为一个穆斯林商人死后，他的财产将由各家庭成员平分，这妨碍了资本积累，阻挠了本能长期存在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由此造成的组织结构上的落后，致使穆斯林商业团体在面对西方竞争者时丧失了与之抗衡的优势；
• 能源诅咒。产油资源国生产要素禀赋，经济发展路径依赖性。荷兰病（Dutch Disease）,当石油等资源出口带来大量外汇时，国家货币会升值，这会削弱该国其他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解决方法是能源国建立主权投资基金，如挪威；
• 木兰经限制商业活动，伊斯兰教义严格禁止利息（Riba），即任何带有预期固定回报的借贷行为，这使得伊斯兰金融体系无法采用传统银行系统的贷款和债务工具，为了遵循教义，穆斯林社会还逐渐发展出利润分享、租赁等替代性金融工具；
• 丧失全球化机遇，伊斯兰法（Sharia）强调分配公正、反对过度资本积累和贫富差距，但全球化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渗透，导致伊斯兰国家在引进外资、开放市场方面面临冲突，未能快速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穆斯林没有参与到缔造现代文明之中，主要商品依赖进口；
• 公元九世纪，该地区的统治者开始用奴隶而非本国人民组编军队。这些由奴隶组成的军队使统治者得以独立于本国的军事和平民组织，并帮助移除了在穆斯林社会进入现代之前对当权者的种种限制。在这样的独裁环境下，宗教领袖作为当权者权力的唯一制衡者出现了。宗教领袖与军队合作，设计出一套排斥其它权力中心的体系。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结构在奴隶军队支持的君主和宗教精英之间进行权力划分，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孵化。相反，宗教精英与军事精英联手，共同延续钱尼所谓的“经典”制度平衡，它常被称作伊斯兰法，意在促进和保护上述两方的利益(Bernard Lewis)；
• 逊尼派更具有包容性，允许一定的商业活动，如沙特、马来西亚；什叶派保持政教合一，严格遵守古兰经和服从宗教领袖的领导,如伊朗、伊拉克、黎巴嫩。

参考资料

中东的“自由赤字”是伊斯兰教之过？.https://archive-yaleglobal.yale.edu/node/61711

Reflections from the Shaping our Collective Digital Future convening.https://public.digital/pd-insights/blog/2022/11/reflections-from-the-shaping-our-collective-digital-future-convening

三位美国教授获奖，揭示制度如何塑造繁荣与全球不平等.https://forbeschina.com/leadership/68879

Book review: "Power and Progress".https://www.noahpinion.blog/p/book-review-power-and-progress

金融学术前沿：制度与繁荣——浅谈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https://fddi.fudan.edu.cn/a8/ad/c18985a698541/page.htm

诺奖书单

书籍：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2006.）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2019.）

《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2023.）

论文：

《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实证调查》（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05).）

《命运的逆转：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的收入的贡献》（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04).）

《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03).）

《权力、精英和制度的持久性》（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01).）

《为什么新技术与技能互补？导向性技术进步与工资不平等》（Daron Acemoglu. “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