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的“觉醒”

序言

去年底我写个篇关于 Blanchard 的Autogynephilia 自我女性恋的文章，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疾病，其复杂性在于男性异装癖等性幻想引起的“因自我认同是女性”而产生的性唤起，不可思议的是其行为表现和先天性 MtF 动机一致，表现出强烈的变性意愿。

为什么说反驳 Autogynephilia 都缺乏合法性，在讨论非男性恋 MtF 时，其依据是“性欲倒错是一种性取向”，而不是纯粹的性别烦躁(Gender dysphoria)，另一个例子是女性的被强奸幻想，无法通过是否观测到性幻想本身判断病例，而这种不严谨的推论被用来污名化 MtF，问题在于“引起性唤起的跨性别动机和性幻想”和非男性恋 MtF 的相关性。最迷惑人们的是 AG 的变性行为动机和男性恋 MtF“几乎相同”，无法通过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归类。

大流行后越来越近激进的“独裁新自由主义”和“觉醒资本主义”，女权运动早已褪色，LGBT 骄傲文化成为新左翼身份认同，而 woke 觉醒用来形容从历史上受压迫的人民领导斗争中争取认可的文化价值，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大厂都一下子将自己重塑为批判性种族主义 CRT(Critical race theory)的宣传机构，宣传性别多元化、意识时尚差异化、LGBT 权利，与此同时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也兴起，激进政治和晚期资本主义的结合，但这并不矛盾，政府在社会撕裂中寻求平衡，通过觉醒的政治和资本结盟，来维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

觉醒

觉醒主义的暴民轻易地将自己遭受或认知到的不公归因为社会政治因素，并强迫他人以一样的行为准则行动和遵循某种宗教般的教条，否则就等着在取消文化下被“公开处刑”，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内部封闭伴随着回音壁效应，因某些事物不符合觉醒主义群体的偏好，集体抵制和杯葛，制造寒蝉效应，从而实现孤立他人。而西方左派政党正利用激进的种族批判主义、女权主义、BLM（黑命贵）、LGBTQ+作为选票的合法性。

一个极端例子是 BLM 打砸抢劫商店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他们在夺回祖先作为黑奴被剥削的，这是他们“应得的”。

所以反对种族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 CRT）本质上是反向的种族主义，而不是正义本身。

另一种极端的意识觉醒是犬儒主义，一种“受过启蒙的错误意识”，很多人知道整天推广 LGBTQ+或乌克兰正义是不符合现代政治议程的，只因为当下西方新自由主义下的舆论氛围和他们接触的信息一致，作为后冷战时代的信息战和认知战的延续。政治家当然也知道短视主义的危害，但这也是民主的结果，人们不愿意听那些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政治建议，对于“恐俄症”那是后天教育的恐惧症，西方的教育摧毁了下一代的政治认知，造就犬儒的温室。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觉醒主义者普遍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生而不平等，所以必须解决不平等这一“社会结构性问题”，在推动气候、少数群体等斗争中，选择附和左派的政治家，难道真的有如此美好的民主？从天上掉馅饼扶持极少数人。觉醒政治甚至要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允许别人开柴油发动机的货车，要尊重尤其是女性的“穿衣自由”和堕胎自由，要用无法立刻分辨的性别称呼，用错了还要即时道歉，还有争议已久的洗手间使用问题。当我们认真对待生活，觉醒者带来的却是尴尬和滑稽。

品牌洗白

彩虹洗白 rainbow washing 是企业为表示支持 LGBTQIA+的行动，但这分明是为了金钱而来，当 IBM 换上了彩虹色彩的 LOGO，奢侈品广告也隐喻着女权权益，服装品牌的洗白作为着西方的政治正确的旗手，但保持中立的迟早也会面临“政治不正确”的批判，但这丝毫无法掩饰左派的诡计——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

西方左派总喜欢将一些本来不显眼的事物标签化制造对立，二元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性别认同、性取向、性癖、药物滥用等等，然后在泰国、台湾推进的大麻合法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尤其是谈到所谓人权和民主，通过代理人战争或政治谈判，用政治家创造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给选民然后再进行“民选”；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殖民地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殖民统治的结束，殖民地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国民身份认同等方面仍然存在危机，而这些新叙事也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有个词叫“电子宠物”，指那些向往美国的偷渡客（其实是在白人的游戏规则内的），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发各种生活动态，却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们还要追求他们的“美国梦”，电子宠物是民主党刻意放开边境驯养的，准确来说提倡人权的国家正在物化、驯化新的物种，从而转换成精英的筹码。

Carl Rhodes 的 Woke Capitalism: How Corporate Morality is Sabotaging Democracy 用旧左派的身份批判觉醒资本主义，但不反对觉醒本身，而是推翻新自由主义，在加税、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问题上和今日的 ESG 一致，而作者认为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进步思潮，创造了一个由大企业主导的整体，企业过度干涉公共政策。企业的“社会责任”被看作是抵制社会主义的威胁的防御策略，而当下的品牌洗白和捐赠其实是主动避税的策略，问题在于觉醒资本主义的虚伪和自私，选民沦为企业的宠物，而现有左派强调新制度主义，即政府部门外包追求效率，在制度的内在不平等方面是无力的。

推荐阅读：

Kanai, A., & Gill, R. (2021). Woke? Affect, Neoliberalism, Marginalised Identities and Consumer Culture. 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theory/politics 102, 10-27. https://www.muse.jhu.edu/article/78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