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英国灭亡的怪事

序

英国正面临俄乌战争引起的能源涨价的危机，在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环境下，英国连换两位首相直到上个月才在新的预算案中削减财政支出并加税，是二战后最高水平，保守党任期经历减税-加税的矛盾且抽象的公共财政政策，2022第二季度的政府债务赤字是101.9%的GDP，反观民众还跨行业大罢工要求直升机撒钱，议会的对策居然修行“反罢工法”。

英国政治更像是一场分配的游戏，却又没有推动不平等这一受冷落的议题。

一个由错误成员控制的家庭，却无人愿为此负责。

原文来源: Economist, The strange case of Britain’s demise

英国灭亡的怪事

当你接近贝尔顿府时，车道会发生倾斜，当道路再次倾斜时，金色的外墙在你面前升起。穿过大理石地板的大厅，来到华丽的沙龙，早期的游客会欣赏到一幅原主人的女儿和一个黑人侍者的画像。国家信托基金（National Trust）的菲奥娜-霍尔（Fiona Hall）说，有一段时间，仆人们通过一条隐蔽的隧道从厨房侧翼进出，这就是现在拥有该房产的遗产慈善机构。一个宏伟的楼梯最后通向屋顶的冲天炉，并能看到延伸到地平线以外的庄园。

这座田园诗般的豪宅建于1680年代，体现了英国过去的古装剧观点，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广泛珍视。它在林肯郡的位置使它在另一个方面具有象征意义：在英格兰的中心，在2016年投票决定性地支持英国脱欧的地区，在格兰瑟姆的郊区，一个典型的集镇，是该国战后最重要的总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出生地。这个充满历史气息的地方以前曾是一个以穿戴时代服装的嫌疑人为主角的神秘谋杀案晚会的举办地，现在是一个思考另一种神秘的恰当场所。谁使英国变得高贵？

不幸的是，受害者正处于悲惨境地。一个喜欢把自己当作痰多的常识和好脾气的稳定的典范的国家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笑柄：在几个月内有三位总理，四位财政大臣和一连串辞职的部长，其中一些是惯犯。"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1872年宣称，"保守党的纲领是维护国家的宪法"。最近一批党的领导人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法律，排挤了官方监督者，不尊重议会，不遵守条约。

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而是英国本身似乎也会被打垮。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盟在贝尔顿宫建成后不久就被巩固了，但它正在崩溃。自2008年崩盘以来，实际收入令人失望，随着经济落后于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还将有更多年的停滞。9月不计后果的减税小型预算案有可能导致政变的发生。英镑暴跌，市场对英国主权债务施加了 "白痴溢价"，英格兰银行出面拯救政府。

今天，经济正在进入衰退期，通货膨胀率很高，工资罢工正在扰乱铁路、学校甚至医院。国家卫生服务（NHS），这个国家最珍视的机构，正在崩溃。数百万人在医院里等待治疗。救护车的数量非常少。

在格兰瑟姆，这个有着整齐的红砖排屋、半木结构的酒馆和45000名居民的小镇，这种萎靡不振显示在困难的半影上。在NHS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当地的紧急护理服务被削减了，这引起了一阵骚动。布莱恩-汉伯里说，他经营的食品银行的尿布和玉米片堆积如山，需求量比去年增加了50%，而且随着取暖费的增加，需求量将急剧增加。债务解决方案公司PayPlan的瑞秋-达菲（Rachel Duffey）是当地最大的雇主之一，她预测全国范围内对债务帮助的需求 "即将爆发"，因为人们已经感到压力，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交易即将结束。至于小型预算。格兰瑟姆保守党俱乐部的管家乔纳森-卡梅克（Jonathan Cammack）感叹道："这简直是个烂摊子"。

自然原因

谁在搞鬼？一批丰富的嫌疑人被牵扯进这场灾难中。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则潜伏在历史的阴影中，渗入毒药，而不是给予突然的打击。有几个是局外人，但就像许多最诡异的谜案一样，大多数来自房子内部。

首先，记忆力好的英国人可能会发现一种熟悉的情况：一个已经达到衰弱的老年的政府。10月，议会对即将辞职的利兹-特鲁斯的一句话"首相不在办公桌下"让人想起了1997年至2010年工党政府死亡漩涡中的不朽名句。然后，总理把首相的随从称为 "地狱的力量"；"内政部长的丈夫在费用上放色情"，报纸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1979年开始的保守党统治的尾声，一系列议员被抓住，他们的裤子被脱下，或者他们的手指在钱柜里，这是另一场耻辱的接力。

英国似乎陷入了超龄政府的厄运循环中，这些政府在一两届富有魅力的领导和改革主义的活力之后，就变得人才匮乏，在自己的错误中沉沦，被后座的叛乱所困扰；在职但几乎没有权力。最终在投票中被击溃，有罪的政党需要经过几个议会任期才能恢复。在反对党中，工党和保守党都坚定地从失败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然后再去找寻正确的教训。在一个有两个大党的体系中，任何一方失去理智都是危险的。如果两个政党同时失去理智--就像在最近保守党抽搐的时候，工党由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他是一个强硬的左派，这就是一场灾难了。

"一个由错误成员控制的家庭，"乔治-奥威尔这样描述英国人。然而，衰老的政府的重复循环本身并不能解释国家的困境。以前的那些政府从来没有达到现在的混乱程度。这个国家还受到了其他东西的冲击，它喷出的政策和领导人的顺序类似于人类的逆向上升：从貌似合理但口若悬河的大卫-卡梅伦，到深不见底的特蕾莎-梅，可耻的鲍里斯-约翰逊，然后是特拉斯女士，可能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总理。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的菲利普-考利说，在过去的日子里，瑞希-苏纳克在其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会成为一名初级财政部长，而不是最新的总理。

暴力已经施加在政治体上--最明目张胆的是英国脱欧，在公投中占了52%。执政超过十年的政党必然会搜刮人才桶的底部。在这种情况下，当支持英国脱欧成为执政的先决条件时，保守党的大部分桶被倒进了下水道。其结果是被一些骗子和怪胎所统治。约翰逊先生的脱欧阴谋使他进入唐宁街；竞选活动促成的部落主义使他在那里的时间比他应得的要长得多。英国脱欧毁掉了保守党--但从广义上讲，它是获胜的一方。

英国脱欧还使英国政治中的谎言制度化，因为英国脱欧派的不诚实承诺转变成了他们正在履行承诺的假象。其实不然。"没有什么变化，"格兰瑟姆的卡梅克先生黯然说道。"生活只是在继续。"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糟。投资减少了，通货膨胀率比欧盟内部要高。劳动力，不管是熟练的还是其他的，都很稀缺。农民因为缺少工人而失去了农作物。全国农民联盟的Johanna Musson说，在林肯郡，郁金香种植者尤其忧心忡忡。该县的出口已经下降，因为在整个英国，脱欧引起的繁文缛节导致一些企业放弃了欧洲市场。

1975年，在一个更早的罢工时代，英国就其与欧洲的关系举行了另一次公投。亲欧洲的政治家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预言，如果英国离开，它将落入 "一个褪色国家的老人院"。不管是不是去了疯人院，这个判断看起来是有预见性的。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这正是英国脱欧所要避免的未来。

然而，正如任何谋杀案爱好者所知，明显的嫌疑人很少是正确的。在英国衰落这个奇怪的案例中，英国脱欧既是一种武器，也是最终的罪魁祸首。

历史之手

决定离开背后的许多因素也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都渴望对复杂的问题有简单的答案，而民粹主义者提供了这些答案。对主流政党的信心已经减弱，即使对政府的期望已经上升。政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在英国，人们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严重，而且对那些对传统观念嗤之以鼻的聪明人和怪人感到无力。如果他们的轻率背后有实质的东西，在华丽的外表下有纪律，那么这种破坏性就会小一些。

全球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的老板本-佩奇(Ben Page)指出，他所说的 "未来的丧失 "在整个西方国家很常见，但在英国却很严重。佩奇先生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只有12%的英国人认为年轻人的生活质量会比他们的父母差。现在这个数字是41%。与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担心移民问题，并感到受到全球化的威胁。所有这一切都使英国的困境看起来与其说是内部的工作，不如说是更广泛的民主被破坏的一部分。 但在英国历史的阁楼上还潜伏着其他可能的嫌疑人。有一个人就在贝尔顿府的路上长大。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也就是后来的撒切尔（Thatcher），出生在格兰瑟姆（Grantham）的一家杂货店，现在是一家脊椎按摩师和美容师。今年早些时候竖立的她的雕像很快就被人用鸡蛋砸坏了（她在现实生活中忍受着更大的伤害）。她的传奇故事仍然笼罩着这个国家，特别是她的保守党。

撒切尔的11年统治是谨慎、耐心、运气和大胆的综合体现。但在一些保守党人中，人们常常误以为她是在减税、挑衅、抨击工会和对布鲁塞尔大喊 "不，不，不 "的长期狂喜中度过的。在她领导下爆发的关于欧洲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公投。对一些人来说，她留下了一种预感，即如果经济政策不痛不痒，它就没有用。她的下台培养了一种持久的党内放血的味道。为了讨好保守党成员，特拉斯女士甚至似乎在模仿撒切尔的衣着。(只用了81326人就把她送进了唐宁街）。

更深入地探究过去，更多的证据就会出现。例如，回顾一下贝尔顿庄园沙龙里的那幅画，画中的女孩和她的黑人随从，可能是一个奴隶。她的家族，即布朗罗家族，与加勒比海种植园和东印度公司都有联系，这有助于解释房子里华丽的亚洲瓷器收藏。一个合理的理论认为，英国前帝国留下的更广泛的遗产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期望和对该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致命的宏伟错觉。

对于《Empireland》一书的作者Sathnam Sanghera来说，这是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没有说出来的强有力的书，"英国脱欧背后的原罪是帝国"。帝国丧失的情况可能使精神上的打击加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争期间，至少在大众的记忆中，英国高贵地独自抵御纳粹的进攻。之后，它发现自己被昔日的敌人削弱了，被打垮了，被超越了，养成了伟大和怨恨交织的感觉，被幽灵般的入侵困扰着。正如爱尔兰作家芬丹-奥图尔(Fintan O'Toole)所调侃的那样，"英国从未摆脱赢得战争的阴影"。在他看来，英国脱欧是 "帝国英格兰的最后一搏"。

也许并不是完全的最后。即使是现在，你也能从一些英国政客对欧盟谈判代表或国际债券市场的谈话中听到帝国式傲慢的回声，仿佛他们是地中海小酒馆的服务员，只要你足够大声地重复自己，他们就会服从。它在关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或军队（或足球队）的空洞吹嘘中回荡，在 "超越我们的体重 "的日元中回荡，在追求一种纯粹的主权中回荡，而在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进口天然气的时代，这种主权已不复存在。 "除非我们正视我们的历史，"桑格拉先生认为，"否则我们就会继续功能失调。"根据这种分析，英国的解体是一种报应。

18世纪

也许帝国主义、伟大和所有这些一直以来都是精英们的心事，而不是大众的心事。伦敦国王学院的弗农-博格达诺（Vernon Bogdanor）在其富有启发性的新书《自由英国的奇特生存》中，引用了1951年对英国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当时帝国的丧失应该是最原始的。一半的受访者说不出一个殖民地的名字（一个人建议说是林肯郡）。对于一个几个世纪以来统治着世界大片土地的国家来说，说起来很奇怪，在现代英国，可能不是像帝国的结束或英国脱欧这样的断裂，而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种长期漂移；换句话说，不是暴力，而是忽视。

回想一下贝尔顿府建成的年代。在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和短暂的英国联邦之后，君主制得到了恢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人很早就完成了他们的大革命--但后来又想得更多，之后又向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制迈进。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一直是这个国家政治演变的特点。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学家》杂志的伟大编辑沃尔特-巴盖特（Walter Bagehot）注意到在棘手的宪法问题上妥协或回避的习惯。他在谈到这种失败时写道："半途而废的战线被留作永久的限制，""后世的人在其他地方战斗"。

诱杀装置经常被留下。其中一个是对英国行政部门的模糊和薄弱的约束。正如保守党大佬海尔森勋爵在1976年警告的那样，一个在下议院拥有安全多数的政府有一种内在的 "选举式独裁 "的倾向。负责审查立法的上议院是卓越的软肋。在1999年的一项荒唐的幕后交易中，曾经主宰上议院的世袭贵族被驱逐，但其中92人除外。他们仍然在那里；当一个人去世时，另一个人被选来代替他。这就是议会上院的唯一选举。

很难看到许多其他国家会容忍这样的闹剧。同时，曾经被称为 "好小伙 "政府理论的关于领导人将规范其个人行为的绅士式理解，在与约翰逊先生的接触中没有幸存。就像暴民意识到法治是一种自信的把戏一样，事实证明，几个好的推手就可以免除很多监督的花招。

或者考虑一下历届政府对权力下放的近视态度。托尼-布莱尔爵士的工党政府在创建苏格兰议会时，并没有完全预计到随后英国民族主义的激增。它也没有预见到，在爱丁堡上任后，精明的、支持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将如何同时享有权力的尊严和反对威斯敏斯特的光泽。现在，英国脱欧正在对联盟造成更多的随意破坏，破坏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对它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都投票决定留在欧盟。

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John Curtice爵士说，苏格兰独立曾经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命题，而现在它已成为在英国和欧洲这两个竞争性联盟之间的选择。随着苏格兰政府发誓要重新加入欧盟，一些曾经拒绝独立的苏格兰留欧派正在接受这个想法。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凯蒂-海沃德(Katy Hayward)解释说，对北爱尔兰的一些人来说，仅仅是英国脱欧的事实就使统一的爱尔兰变得更加可取；该地区脱欧后的尴尬处境使更多人认为统一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在整个英国，大多数人认为联盟会解体。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但有一天英国可能会意外地自我解体。

漂移和忽视所破坏的不仅仅是宪法和联盟。20世纪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卫-凯纳斯顿(David Kynaston)引用了西格蒙德-沃伯格爵士(Sir Siegmund Warburg)的话，这位出生于德国的银行家帮助撼动了伦敦金融城（在英国脱欧后作为一个股票市场在下滑）。沃伯格厌恶英国人对 "当我们走到那座桥时，我们会过桥 "这句话的喜爱。正如Kynaston先生所观察到的，英国并不是一个 "善于抓紧时间 "的地方。

除了一些明显的、反常的例外--撒切尔与煤矿工人的斗争，以及对英国脱欧的不满--英国往往不喜欢对抗，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这也许是内战的遗留影响。它更喜欢讽刺，而不是思想，并将直言不讳浇灭在良好的礼仪中；它的人民有一种古板的本能，当一个陌生人踩到他们的脚时，他们会道歉。Kynaston先生说，除了这种胆怯，还有一种 "深染的反智经验主义"，以及一种 "务实地解决问题，当它们出现时，而不是事先寻找麻烦 "的倾向。

这种沉默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共谋。考虑一下冰冷的规划制度，或者更古老的问题--倾斜的教育系统。它产生了一个狭隘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被少数私立学校的校友所支配。英国脱欧和小型预算案都可以追溯到伊顿公学的操场上，约翰逊先生、卡梅伦先生（他搞砸了公投）和夸西-夸滕（曾短暂担任过财政部长）都曾在那里上学。不太显眼，但至少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这个国家漫长的教育尾巴。

它最近在国际教育排名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英格兰，顽固的四分之一左右的11岁儿童无法达到预期的阅读水平。未参加工作、教育或培训的十几岁男孩的比例高于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至于那些留在教室里的人："学校和大学所教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并不是为 "在余下的日子里雇用学生的业务 "做最适当的准备。这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说的话。雇主们在2022年也提出了类似的抱怨。

在一个后帝国时代、后工业时代、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技能的短缺和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的长期生产力差距。托尼和戈登-布朗爵士领导下的肥沃岁月掩盖了这些缺点--直到崩溃时，人们才发现他们所监督的繁荣过度依赖金融服务和债务。利用撒切尔主义经济学的成果来资助一个更慷慨的国家，似乎是一种政治上的灵丹妙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公平的公式。在最友善的情况下，新工党留下了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没有解决。大多数新工作都给了外国出生的工人。领取福利金的工作年龄成年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工业革命的摇篮还没有在21世纪的经济中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它也没有弄清楚如何为英国人所期望的那种公共服务支付可持续的费用。如果说在英国经济崩溃的问题上，撒切尔是事实面前的帮凶，那么托尼爵士也是。

红鲱鱼

注：the country-house 泛指在英格兰的豪华别墅，red herring 是红鲱鱼，被做成熏鲱鱼，因其发出的烟熏味，比喻那些为了让人分散注意力而提出的不相干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信息。

在楼上楼下的英国乡间别墅视野中，国家是一个阶级博物馆，霸主们在勘察他们的土地，奴才们在楼梯下窜来窜去，就像他们曾经在贝尔顿宫做的那样。著名的是，迪斯雷利写道："两个国家"，富人和穷人，就像 "不同星球的居民 "一样不同。尤其是英国，确实是一个阶级森严的地方，其居民仍然根据口音、鞋子和发型对彼此的背景做出快速判断。太多处于底层的人看不到向上的道路。一些在顶层的人仍然得益于不应有的尊重。政治家们往往也有这种二元化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工作就是压榨富人，安慰穷人，或者反之亦然。

但迪斯雷利的提法对于21世纪的英国来说过于粗糙。经过几代人的磨合，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完全贫穷但也不富裕的国家。相反，他们是 "勉强应付"，正如上一任首相梅夫人所描述的那样，只有两位首相。

以格兰瑟姆为例，该选区2020年的平均收入为25,600英镑（32,900美元），略低于全国中位数。(今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英国的人均GDP将比美国低25%以上）。食物银行的汉伯里先生说，在生活成本的挤压下，不仅依赖福利的家庭，而且护士和教师都陷入了困境。"人们生活在如此接近边缘的地方。

格兰瑟姆低矮的高街后面有一座可爱的中世纪教堂，圣伍尔夫拉姆教堂的斯图尔特-克拉杜克神父表示，这里到伦敦只有70分钟的火车车程，但威斯敏斯特的权力似乎很遥远。他说，林肯郡感觉像是一个 "被遗忘的郡"。当地议会的领导Kelham Cooke说，离开去上大学的年轻人往往不会再回来。地区不平等是另一个古老而艰难的问题，历届英国政府都只是不温不火地处理这个问题，看着伦敦吸纳人才和资本，而其他地方则落在后面。

漂移是有道理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渐进主义。奥威尔在1947年写道，"英国人的一个高度原创的品质"，"就是他们不互相残杀的习惯。"通过慢慢扩大选举权并将劳工运动纳入民主政治，英国在19和20世纪避免了大陆式的极端主义。博格达诺先生说，当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其他地方灭亡时，它却在英国幸存下来。与法国或意大利等极右势力重新抬头的地方相比，或者与超极化的美国相比，英国的自由主义仍然是健康的。特拉斯女士在唐宁街的任期是不光彩的，但博格达诺先生指出，她被悄悄地、有效地免职，没有发生骚乱或大惊小怪。有缺陷的议会制度起了作用。

因此，漂移可能是良性的。但它也可以把你带入死胡同，或者掉进悬崖。在英国，它导致了经济上的平庸和不满，这反过来又促成了英国脱欧的大呼小叫和小型预算的绝望的神奇想法。衰老的政府、自残的伤口、帝国的反击、腐蚀性的全球趋势、过去领导人的幽灵：它们都是帮凶。但是，英国灾难的主要原因不属于犯罪现场，而是属于学校报告。归根结底，它没有足够努力。